日本經濟自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危機以后就一直呈現衰退趨勢,其長期積累的公共債務GDP占比居發達國家之首。同時,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不斷增加的社保支出又使日本的財政預算缺口進一步擴大,對國債依存度不斷上升。因此,日本經濟眼下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必須在短期內刺激實體經濟復蘇,二是必須在長期內保持經濟穩定增長,以解決社保透支現象、消除主權債務風險。
然而,目前安倍內閣倚重的扭曲性貨幣政策并非 “對癥”之舉,即便可在短期內促進實體經濟增長,卻也將在長期內推升主權債務危機風險。日本如果不從根本上推動經濟結構改革,單純寄希望于貨幣政策來刺激實體經濟復蘇,難免本末倒置,徒勞無益。
“三支箭”只是“強心劑”
“安倍經濟學”主要由寬松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增長戰略 “三支箭”組成。其中,重中之重是推行大劑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2年內將日本的基礎貨幣從130萬億猛增至270萬億。安倍希望借此舉改變人們的通脹預期,以資產效應和收入效應來刺激個人消費,并帶動企業設備投資和出口貿易的增長。
今年上半年,安倍經濟學初現成效:日本股價自安倍上臺以來上漲60%,日元貶值23%,資產效應推動了個人消費好轉。第一和第二季度日本經濟的實際增長率換算為年增長率分別實現了4.1%和3.8%的增長。不過,反映實體經濟運行狀態的就業、員工薪酬和企業設備投資卻并沒有出現根本性好轉。正因此,日本第三季度實際經濟增長率與去年同期相比下跌至1.9%。從目前形勢來看,第四季度的日本經濟仍然面臨下行風險。推行近一年后,安倍經濟學的政策效應似乎正在逐步消失。
安倍經濟學是一針 “強心劑”,在短期內足以使日本經濟 “回光返照”踏上增長軌道,但在根本上缺乏使日本經濟長期保持穩定增長的政策手段。 20多年來持續困擾日本的經濟衰退并不是一過性的周期性衰退,其面臨的困境也并不是今后經濟增長與否的問題。從本質上講,日本經濟面臨的是結構性問題,即多年形成的 “政府債務化”、 “產業空心化”和 “人口老齡化”格局如何扭轉的問題。
“魚和熊掌”難以兼得
目前,安倍經濟學面臨如何兼顧 “消費增稅”和“經濟增長”的問題。按照野田內閣時期通過的消費增稅法案,執政黨必須刺激經濟復蘇,為消費增稅營造良好的經濟環境―據日本政府的測算,日本經濟須實現約2%的實際增長率。按照這一邏輯,自去年底以來安倍出臺的一系列大型經濟刺激計劃,目的似乎只是在為明年的消費增稅鋪平道路。如果是這樣,第一階段消費增稅以后,繼續引領日本經濟復蘇的政策手段何在?如果繼續依靠“打雞血”,加大政策劑量來維持經濟復蘇的話,接下來又將迎來后年10月第二階段的消費增稅,進入“增長―增稅―增長―增稅”循環的調控模式。安倍經濟學令人深思,實現一國經濟增長的目的,是幫助政府實現稅收最大化、償還前輩們執政時期所造成的負面政治遺產,還是擴大就業、提高國民生活水平?
與此同時,目前的大劑量量化寬松政策會推高通脹預期,一旦日本經濟由通縮轉為通脹,日本央行將馬上面臨利率上調壓力。但以目前的債務規模,日本每年的債務還息約為120萬億日元,如果國債利率上升,日本的債務規模將像滾雪球式不斷增加。為了避免這一狀況的出現,日本央行將不得不致力于繼續維持低利率政策,而此舉又可能使日本央行在未來喪失控制通脹的政策工具。因此,在 “低利率”和 “控通脹”的取舍中,日本央行的貨幣政策紅利將消失殆盡。在貨幣和財政對宏觀經濟的調控功能雙雙失效的情況下,日本經濟或將進入新的困境。
經濟復蘇兩大“魔咒”
從日本中長期經濟規劃來看,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必須在2020年前完成經濟增長、社保改革和財政重建三個任務。這三者之間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日本要想解決社保透支、重建財政,都必須首先實現穩定且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而社保缺口和財政風險一旦失控,或將成為日本經濟復蘇的兩大 “魔咒”。
首先,在少子老齡化背景下,現行的社保體制將嚴重透支,其預算缺口正以每年超過1萬億的規模不斷增加。如果要徹底解決社保資金問題,日本政府必須大幅上調消費稅率。以目前增稅法案所規定的8%-10%上調稅率來看,其所獲得的稅源只能暫且維持目前的社保開支。據測算,繼續上調消費稅率的前提是日本經濟必須保持年2%以上的實際增長率。所以,只有實現經濟增長才能通過增稅來填補不斷擴大的社保收支缺口。
其次,日本公共債務總額已超過1000萬億日元,如何消除財政危機、重建財政是日本面對的又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重大經濟問題。對此,安倍內閣若通過財政增收,即增稅來落實財政重建,或可事半功倍。但按照歐盟的標準,要將其債務總規模削減至GDP60%的水平,日本需將消費稅率繼續大幅上調至33%-35%。按照日本政府的測算,未來在勞動人口不斷減少的背景下,日本想要擺脫財政風險的話,非但要將消費稅率上調至33%以上,還必須將經濟的實際年增長率保持在3%左右,并將勞動生產性的增長率上調至3%以上。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日本必須徹底推動結構性改革。
但是,從現階段來看,自民黨的增長戰略嚴重受制于黨內各派系和利益集團的爭斗,并沒有能夠明確提出具體實施細則和量化指標。相反,隨著消費增稅時期的到來,安倍經濟學的短期效應正在逐步消失,而日本的實體經濟增長依然缺乏動力。此外,從民主黨野田內閣開始,日本至今已經連續15個月出現貿易逆差。未來幾年里,如果一旦海外投資收益減少引發經常性賬戶持續出現逆差的話,日本或將難以償還其公共債務,從而可能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綜上所述,安倍經濟學依靠寬松的貨幣政策、靈活的財政政策和增長戰略 “三箭齊發”來重振日本經濟的計劃,充其量只能獲得短期的經濟效應。而日本經濟要在長期中走出發展的困境,則必須真正落實和推動增長戰略,徹底進行經濟改革,解決其結構性問題。可惜的是,目前從日本的黨派之爭和政治體制來看,要推動結構性改革難上加難。因此,為了轉移民眾對經濟問題的關注度,安倍今后或將借助領土和歷史問題來進一步激化與周邊他國的矛盾,借勢修憲擴軍,窮兵黷武,以謀求所謂的 “正常”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