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擔保的困境

　　目前，由于經濟增速整體的放緩，整個擔保行業的低迷，擔保公司面臨的風險也在不斷上升。銀監會融資擔保部的數據顯示，擔保代償率呈現上升趨勢。截至2012年末，擔保代償余額250億元，較上年末增長180.0%，代償率為1.3%，較上年末增加0.9個百分點；2013年上半年，銀行業金融機構融資性擔保貸款代償金額115.7億元，與2012年上半年的70.5億元和下半年的107.3億元分別增加45.2億元和8.4億元。

　　去年6月份，融資性擔保業務監管部際聯席會議辦公室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2年末，全國融資性擔保行業共有法人機構8590家，同比增加188家，增長2.2%，同比增幅減少37個百分點，其中國有控股1907家，占比22.2%；民營及外資控股6683家，占比77.8%。

　　在目前以民營擔保公司為主體的擔保行業中，有報道指出，在倒閉頻發的擔保業，國有商業擔保公司與政策性擔保公司因背靠實力較強的大股東，受到沖擊較少，甚至逆勢而上，大力蠶食擔保市場。民營擔保公司則不走運，他們生于市場化土壤，經受著最無情的市場洗禮。

　　上海市擔保行業協會副秘書長金潮翔向記者介紹，目前，上海的融資性擔保公司可以分為3類，政策性國資擔保機構，主要是各級財政出資，政策導向明顯；商業化運營的綜合性擔保機構，面向全市開展業務，主要是混合所有制形式，目前，大部分有一定國資背景；互助性擔保機構，由民營資本出資，面向特定行業中小企業開展業務，主要集中在鋼貿、建材等行業。截至2013年底，上海共有73家擔保機構獲得經營許可證。其中45家原有擔保機構獲得重新確認登記，新設28家擔保機構獲得開業批準和經營許可證。73家擔保機構中，政策性國資擔保機構12家，綜合性擔保機構33家，互助性擔保機構28家。

　　記者獲悉，截至2013年底，上海市擔保行業協會所屬會員單位在保責任余額296億元，其中政策性44億元、商業性102.6億元、互助性149.6億元；總體上，在保余額總量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政策性下降5.9%，商業性增長18.5%，互助性下降28%，互助性在保余額總量下降尤為明顯。

　　銀擔合作共贏難度大

　　擔保機構在中小微企業和商業銀行之間架起了橋梁，為中小微企業提供了信用增級。對于擔保機構和銀行之間的關系，長城證券的一份擔保行業研究報告指出，擔保作為信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積極參與放貸過程及風險控制，克服和減少了銀行貸款過程中面臨的信息不對稱及道德風險等問題，通過資信檢查減少銀行的交易成本，通過專業化的中小微企業風險分析手段為銀行提供風險控制，最終也使得中小微企業順利獲得融資支持。

　　據統計，目前擔保總額占同期銀行貸款的比例只有3%—4%。對于擔保公司與銀行間的關系，廣東卓建律師事務所律師、中國擔保融資法律網創始人金振朝指出，二者為業務合作關系，銀行為債權人，擔保公司為保證人，相互推薦項目，彼此獨立審核，擔保公司擔保，銀行放款，雙方共同對融資項目進行貸(保)后管理。

　　在上述理想的圖景中，擔保機構對于銀行信貸支持中小微企業發展可以說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現實中雙方的合作卻并不是那么順利。

　　記者從上海市擔保行業協會獲得的資料中發現，上海擔保行業發展面臨的主要瓶頸和問題之一就是銀擔合作不暢，共贏難度較大。目前商業性擔保公司在銀擔合作中始終處于弱勢地位，難以平等開展業務，存在銀行門檻高、成本高、難分險、難共享等“兩高”、“兩難”的實際問題。擔保公司既要承擔100%的風險，又要向銀行繳納10－30%不等的保證金，還要上浮基準利率，中小企業普遍反映融資成本太高，這對目前以民營擔保機構為主體、融資性擔保為主業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造成極大影響。對于銀行對擔保公司的態度，近日，也有行業人士指出，銀行的信貸政策像過山車，一旦發現風險苗頭，第一反應就是抽回貸款。

　　對于擔保公司與銀行地位的不對等，上述長城證券報告認為，銀行離開了擔保公司，只是一部分的中小企業融資業務流失；但擔保公司失去了與銀行的合作，帶來的打擊是致命的，擔保公司在合作當中處于一種弱勢的地位。浙江省信用與擔保協會會長丁耀民指出，貸款擔保具有很強的附屬性，一方面附屬于商業銀行、不可能有超越銀行貸款的作用；另一方面附屬于政府，是政府對企業扶持職能的補充。這種附屬的性質決定了擔保行業沒有獨立的產品和盈利性弱的特點，融資性擔保機構需要通過現有業務，挖掘創新點，提高盈利模式，降低風險。

　　高風險、低收益制約行業發展

　　相較于國外擔保行業已進入較成熟發展階段，我國從1993年10月全國信用擔保機構試點起步至今，擔保行業仍處于起步階段，高風險、低收益行業特征制約了行業整體發展。

　　金振朝指出，擔保業的高風險，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其一，擔保客戶層級底，一般屬離銀行融資的門檻有些距離的中小企業，資信不高，因此擔保業是在夾縫中求生存的行業。其二，抵押物不足，為了滿足企業的融資需求，擔保公司一般會在反擔保抵押物評估價值的基礎上略作放大，甚至有時反擔保措施全部為信用。其三，風險分擔比例高。擔保公司一旦發生代償，則代償金額與所收的擔保費之間懸殊巨大，可能導致擔保公司一年甚至數年的經營收入付諸流水。

　　對于擔保公司尤其是民營擔保公司，獲得盈利是其生存發展的重要條件，上述長城證券研究報告指出，擔保放大倍數和擔保費率是決定擔保公司盈利能力的最主要因素。在擔保放大倍數方面，國內擔保機構公開披露的擔保放大倍數遠低于監管限制范圍和國際水平，造成擔保機構未能充分利用擔保資金。按照國家規定，目前國內擔保機構的擔保放大倍數一般不超過10倍，實際上大部分信用擔保機構實行2至5倍的擔保放大倍數，這雖然能夠抑制擔保業所面臨的風險，但根據風險收益原則，勢必將造成一些擔保機構未能充分利用擔保資金，導致低收益。在擔保費用方面，國內融資擔保收取的擔保費一般在0.5%—5%，這還不算貸款出現風險時可能要償付的資金，而監管部門規定的擔保費一般不得超過銀行利率的50%，實際上平均在1.2%—1.8%之間，低的不到1%，扣除營業稅、1%的風險準備金和未到期責任準備金后，若再扣除成本率和通貨膨脹率等，余額再進行代償，擔保機構得到的最終收益比較低，導致擔保機構持續發展后勁不足。金振朝指出，正規融資性擔保公司的主要經營收入為擔保費，按有關規定及行業慣例，擔保費率一般為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50%以下，實踐中2—3%比較常見，這樣的收益相對于資金的投資收

　　益顯然不算高。

　　目前，上海擔保行業正在探索創新風險防范措施，探索共擔共贏的新模式，發揮國資擔保主渠道的引領作用。以各區(縣)鎮、工業園區推薦中小企業擔保為平臺，采取國資、財政或再擔保分擔10－15%風險，合作銀行分擔10－15%風險，擔保機構分擔40%風險，企業資產抵押或保證金40%的風險分擔模式。

　　金振朝認為，擔保公司的發展，風險控制和創新是兩大關鍵。只有控制好風險，才能真正實現收益，也才能獲得銀行等金融機構的尊重。第一，擔保公司要提高風險控制能力，需要創新。擔保公司為銀行等金融機構債權提供擔保，首先要取決于銀行等金融機構授予一定的擔保額度，因此對銀行等金融機構存在一定的依附性。第二，擔保公司業務多元化，需要創新。擔保公司要開拓業務渠道，如除了融資擔保外，可以開展中小企業集合債、集合票據、私募債等直接融資擔保，還可開展工程擔保、訴訟保全擔保等非融資性擔保。第三，擔保公司健全公司治理、完善決策和業務流程，同樣需要創新。互聯網金融的發展，也為擔保公司提供了新的機遇。

　　如何走出發展悖論

　　對于民營擔保公司的發展，有專家看到了其未來的潛力。金振朝指出，民營擔保公司里也包括融資性擔保公司和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兩類。非融資性擔保公司主要從事資金拆借業務，基本上獨立于銀行開展業務。融資性擔保公司受銀行限制較多，由于銀行普遍對民營擔保公司的不信任，銀行給予民營擔保公司授信一般要附加很多較為苛刻條件，加上擔保費率不高、企業層次較低，國家補貼僧多粥少，民營融資性擔保公司要做好實屬不易，但也非絕不可能。以世界大多數國家慣例來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機構一般為國家出資成立，其目的為了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題，少贏利甚至不贏利，以支持中小企業發展來實現就業、經濟增長、稅收等社會效益。如果國家對民營融資性擔保多一些扶持、鼓勵政策，這個行業還是大有可為的。

　　上述長城證券研究報告認為，通過對比商業擔保機構和政策性擔保機構、互助擔保機構，發現商業擔保機構更具活力和發展潛力，有望成為擔保市場未來的發展趨勢。商業擔保在中國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治理結構完善，具有體制優勢；追求投資收益最大化，有內在的發展動力和新產品開發意識；由于缺乏除市場補償機制以外的資本金補償機制，更加注重風險控制；此外商業擔保機構可以不受區域和行業的限制來開展業務，而政府擔保機構一般是區域性，互助擔保機構一般有十分明顯的行業特征。

　　但是對于擔保行業尤其是融資性擔保業務領域，也有專家看到了民營擔保公司發展的悖論。金潮翔指出，設立擔保公司的初衷是為了活躍經濟，為一大批中小企業融資服務提供擔保。中小企業往往具有無抵押物、無固定資產、輕資產等特征，向銀行借款存在困難，需要通過擔保公司的擔保向銀行借款。但是資本都是逐利的，擔保公司特別是民營擔保公司也需要盈利。銀行貸款利率加上擔保費，使得中小企業融資成本往往在10%以上，這樣對中小企業的融資造成了一個兩難困境，一方面中小企業急需資金，不得不借貸，但另一方面借了資金又相當于飲鴆止渴。由于擔保行業的高風險特征，擔保公司也需要抵押，無抵押不敢做擔保業務，這使得很多中小微企業主往往用私人房產等作抵押，沒有抵押也很難獲得擔保。單純靠民間資本成立的擔保公司很難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

　　金潮翔介紹，美、英等國家融資擔保要占銀行貸款的40%，日本、韓國等國家也是依靠政府力量對中小企業進行融資擔保。要解決目前普遍存在的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成本高問題，國內外實踐證明需要政府提供中小企業融資擔保公共產品，公共產品即社會迫切需要，又很難盈利，社會不愿意做的產品。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領域是市場失效的地方，用市場化手段去解決問題，可能效果并不明顯。要促進擔保行業可持續發展，國家層面要研究、設計好融資擔保制度、體系建設，集中使用政府手中的資源，建立擔保基金、擔保銀行，運用政府力量解決市場失效的融資擔保領域積重難返的小企業融資難、成本高問題。

　　有分析認為，擔保業應讓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并行發展，但必須分清楚政策性擔保機構與商業性擔保機構的界線。一方面大力發展政策性擔保機構，輔之財政補貼，使之具備一定的公益性，這是不與民爭利的一類擔保公司，目的就是以較低成本幫助企業貸款，加強擔保公司治理；另一方面鼓勵國有商業擔保機構、民營擔保機構良性競爭，既然是商業路徑，就必須讓它們在市場環境下自由競爭。

　　在業務上，有專家指出，擔保公司拓展業務渠道、廣泛開展跨業態合作來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擔保公司為提高盈利能力除了提供傳統的擔保業務，還積極參與擔保投資業務、資產管理、擔保配套服務、擔保基金委托管理、資產處理及資產證券化。業務多元化的發展也使得公司可以獲得多渠道的收入來源，避免業務單一性帶來的經營大幅的波動性。

　　上海市擔保行業協會相關人士指出，擔保行業與保險（放心保）行業一樣，要靠大數法則承擔風險。擔保公司自身實力是信用保證。做大做強擔保企業，形成大的擔保集團，是做大擔保業務，抵御擔保風險，發展擔保業的根本出路。上海市政府從2011年開始，通過“三個十億”政策的扶持，不斷向擔保公司注資，一些擔保公司注冊資本迅速擴大，逐步形成大集團發展的雛形。例如上海聯合融資擔保有限公司，從住房置

　　業母體孵出后獲得政府資本增資，整合原有資源，迅速擴張各類業務，2013年業務量已達到28億元。工信部中小企業司司長狄娜也表示:“(做擔保)要有金融控股集團的概念，實現機構全功能、企業全周期，要適合市場，根據企業周期配以不同的融資方式。”

　　此外，民營擔保公司的發展緊靠自身還遠遠不夠，還要更多依靠外部環境的完善和行業部門支持。從法律環境來看，金振朝指出，目前，國內已經有多種形式的擔保機構，因此，迫切需要規范擔保機構的法律。2010年3月份出臺的《融資性擔保機構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自公布之日起實施。這是迄今為止，國內出臺唯一的針對擔保機構的部門規章，對融資性擔保機構進行了全面的規制。今年1月，銀監會會同國家發改委等八部委下發了《關于清理規范非融資性擔保公司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要求各省級地方政府在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底，對本行政區域內的非融資性擔保公司進行集中清理規范。這些規章的出臺雖然彌補了擔保行業法律監管的空白，但在效力級別、規制對象、準入門檻設置、經營范圍規定及法律責任等方面存在著一定缺陷，有待進一步完善。

　　除了法律政策的完善，司法保障和執行力度也是關系擔保公司生存發展的重要保障。有擔保行業人士對媒體表示，司法系統運行效率低下，導致企業之間的債務清算極為緩慢，拖垮了不少企業。金振朝指出，擔保公司通過法院追回代償企業欠款一般一個審級3－6個月不等，加上上訴、執行、再審等程序，1－2年不等，甚至更長。因此，保障擔保行業健康發展，除了進一步完善法律法規外，還應加大司法保障和執行力度。

　　民營擔保公司發展面臨的一個很大問題是信息不對稱，這單靠其自身是很難解決的。金潮翔指出，為解決這個問題，上海市擔保行業協會配合市金融辦、市中小辦、人民銀行搭建平臺，積極推進信用體系建設。2013年已有18家擔保機構進入央行征信系統名單，接入央行征信系統工作已經開始推進。2013年協會在住房置業擔保公司的幫助下，順利解決了受保企業抵押物房產查詢問題。這些工作將會對擔保企業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拓展擔保業務起到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