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作為國家級食品安全技術機構的負責人，您覺得當前食品安全問題帶給您最大的挑戰是什么？

　　劉金峰：當前食品安全問題的一個突出特點是涉及面廣，具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蝴蝶效應”。它并不是一個孤立問題，它上接環境，下接健康，影響著產業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形象等諸多方面。比如伴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水體、土壤和大氣污染日益嚴重，這就會對下游的食品帶來不利影響。除了傳統的“病從口入”，現在營養過剩帶來的“富貴病”也威脅著公眾健康。所以從技術支撐的角度來說，單純的食品安全研究很難覆蓋這么多的領域，需要跨學科的研究模式。

　　記者：食品安全的涉及面這么廣，那您覺得出路何在呢？

　　劉金峰：只有走協同治理的道路。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以科學為基礎，強調風險控制和全程管理是全球共識。這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措施就是加強社會協同共治，讓政府、行業企業和消費者能平等參與到食品安全管理中來。具體到我們國家，就是生態環境治理、食品安全治理和健康管理政策的協同共治。這符合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要求，也是食品安全技術支撐部門進行機制探索、技術革新和能力建設的方向。

　　記者：那您覺得技術機構在食品安全協同治理體系中要扮演什么角色？

　　劉金峰：食品安全是產出來的，也是管出來的，但不論是產還是管都需要建立在科學基礎之上。協同治理本身也是一個科學的管理體系，除了管理本身要科學，它也離不開科學的技術支撐體系。根據現階段的國情，圍繞風險分析框架，我認為技術機構需要做好以下六個方面的工作：風險監測預警、風險評估研判、食品標準體系建設、風險交流、食品安全基礎研究和信息技術應用。其中，我們中心要努力在食品安全技術支撐體系中發揮技術“龍頭”和“晶核”作用。

　　記者：能否舉例說明評估中心的哪些具體工作能體現“龍頭”作用？

　　劉金峰：比如我們于2013年構建了“國家食源性疾病分子溯源網絡(TraNet)”，實現了分子分型圖譜的實時上報、在線分析和數據共享。今后出現食源性疾病時，就可能更快、更準確地鎖定真兇，及時控制疾病波及面。

　　我們開展了食品消費量調查和總膳食研究，建立健全風險評估基礎數據庫，這意味著將來可以更準確地估算食品中的各種風險因素給身體健康帶來的影響，而且目前這些數據已成為國際機構使用的最重要的發展中國家數據。

　　在食品標準方面，我們在2013年完成了近5000項食品標準清理的工作，2015年將基本完成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標準、食品衛生標準、食品質量標準以及行業標準中強制執行內容的整合。基本解決現行標準交叉、重復、矛盾的問題，形成較為完善的食品安全國家標準體系。

　　在風險交流方面，我們通過舉辦開放日活動、開發科普圖書，探索新媒體應用，以及主動接受央視、《人民日報》等主流媒體采訪回應社會關切等舉措，讓媒體和公眾更好地理解食品安全問題，取得了一定成效。

　　在科研方面，我們的食品安全風險監測實驗室水平通過了國際驗證。另外，我們創立了食品安全和健康評價的暴露組學技術轉化平臺、研發和培訓基地，正在申報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國家重點實驗室。未來中心將成為我國食品安全理化、微生物和毒理評價的技術核心和示范實驗室。

　　在信息化建設方面，我們正在推進風險監測網絡系統、風險評估信息系統、食品安全標準數據庫、實驗室信息管理系統、風險交流網絡平臺的建設工作，推動建設國家食品安全信息平臺，初步形成大數據挖掘和分析評估的智庫。

? ? ?記者：您覺得評估中心最突出的技術優勢是什么？

　　劉金峰：我認為是智庫建設，目前我們中心承擔國務院食品安全委員會專家委員會、國家食品安全風險評估專家委員會、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審評委員會以及中國食品法典委員會四大秘書處的工作。同時中心成立了國際顧問專家委員會，與多個國家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及國際專家建立了長期的、固定的、良好的協作關系。采取“小中心、大網絡”的模式，建立跨部門、跨領域的分中心、技術合作中心、聯合研究中心，將一流高校、科研機構、有實力的企業等資源整合起來。

　　記者：聽說評估中心實行“理事會管理”，這有什么特殊意義嗎？

　　劉金峰：其實理事會管理模式也是協同治理理念的一個具體體現。在理事會決策監督模式和多部門協同作用下，評估中心獲得了有效的政策和資源支持，可以逐步實現共建共享，快速提升評估中心履職能力。同時多部門參與也是一種有效的糾偏機制，避免出現被部門利益綁架的情況，這有利于維護評估中心的獨立性、科學性和公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