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回顧20年的網絡歲月的時候，過去的時光已成親切的懷戀。

　　那時，公共汽車馱著花花綠綠的廣告在大街上奔跑，而車身廣告上廣告商名字的后面還沒有印上那一串以“http://”開頭的奇怪的英文字符；那時，“Java”的意思是一種咖啡，而“Web”則被影視記者用來指電視網；那時，很少有人知道“@”符號的發音。

　　經過這么多年，互聯網由一個外來的物種，在中國艱難生根、曲折成長，并具有了中國特色和中國底蘊。2006年5月，我在《讀書》上發表《電子游戲：臥室里的大象》，指出電子游戲已成了生活中的“大象”——一些重要的東西被忽視了，就像大象在臥室活動的時間已經足夠長，人們根本無視它的存在；或者，對一些重要的東西人們得不出完整的看法，有如“盲人摸象”的寓言所顯示的那樣。

　　其實，對整個中國互聯網，也應作如是觀。

　　促進建立“公共領域”

　　嚴格來說，互聯網不過是眾多溝通渠道中的一種，不過是為國家的政治活動提供了又一個信息傳播和動員的有效出口而已。

?　　當然，在其他出口被阻塞或被縮緊時，互聯網以其有效性和靈活性，成為促使政治更加具有公共性、更加民主的工具。就中國而言，這種工具在幫助普通公民發出自己的聲音、從而建立中國的公共領域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首先，分權、匿名和靈活的互聯網促進了信息傳播的民主化。在互聯網的環境下，公民獲取信息的成本大大降低，所獲得信息的豐裕度和即時度也都有了較大提高。簡言之，公民對于社會事物的知情能力大大提高。

　　其次，互聯網創造了公民對政治和社會問題展開討論的公共領域。隨著知情能力和評論能力的提高，他們對社會生活和社會決策過程的介入程度越來越高，而這種介入程度的提高反過來又促使公民在這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三，互聯網加強了民眾之間的聯系與集體行動。無論是“超女”的“粉絲”們通過網絡和手機發起投票，還是“反日入常”的百萬網絡簽名，都初步顯示了互聯網作為一種組織民眾的手段的作用。同時，興趣相同者開始利用互聯網從事志同道合的事業。

　　數字化時代的“移民”

　　20年來，互聯網和移動通信的高速發展，開始給我們的社會構成留下明顯的印跡。最突出的，是它造就了所謂“數字化土著”和“數字化移民”的分別。只要了解了下列數字，你就會明白“數字化土著”在數字化經驗的累積上，比起“數字化移民”來，領先了多大距離。

　　目前，美國青少年在大學畢業之前，玩電子游戲的時間平均接近1萬個小時；收發的電子郵件和聊天信息達20萬件；在手機上消耗1萬個小時交談、玩游戲和進行數據下載……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吸收信息和作出決策的時間都快得驚人。與更年長的人相比，他們具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從來不會談論什么“信息超載”問題。

?　　正是因為新的“代溝”，它分開的不是兩群年紀不同的人，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文化的出現，我們進入了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

　　這就是我們今天面臨的悖論：我們了解了更多，但我們因此更加不解。我們不停地說話，卻喪失了傾聽的能力。我們打破權威，但同時對要緊的事物失去了敬畏之心。

　　需要倡導“網絡批評”

　　20年來，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早已登堂入室。我始終以為，在這樣的變化當中，我們有必要倡導“網絡批評”。

　　網絡批評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網絡之中。它致力于讓公眾獲得對所有媒介及其內容的入口。它試圖談論有關多媒體和互聯網的政治、經濟、美學和技術問題。如果我們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階段，而又不想退入懷疑一切的陷阱，網絡批評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澄清我們所使用的許多概念。

　　我們應該提高有關網絡的對話的質量，使其超越推銷語言、武斷的意見以及早期那種無端的臆測。我們應該把“技術之網”變為“社會之網”，讓媒介從業者、理論家、程序員和電子藝術家彼此相遇。此刻，我們亟須對網絡的政治經濟學展開討論，因為商業化和管制正同網絡的大眾化迎頭相撞。網絡批評的目的不是預測未來，而是對現在發出多樣化的聲音。

　　開展網絡批評要切記，對網絡的態度因代際而不同。例如，僅以網絡游戲而言，年輕人接受游戲，而年長的人則大多拒絕它。一旦年輕人長大，年長的人逝去，游戲也會像當年的搖滾樂成為無足爭論之事。所以，反對游戲的人不僅需要面對事實，還需要面對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