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時語

　　雖然在今天的美國，對于商業(yè)成功，知識和技能的作用遠遠大于家族關系（《華爾街日報》的結論），“關系網”仍然是商業(yè)運作中的重要因素。只是提請大家注意的是，在美國商界，“關系”一般代表特殊的人才、資金和其他商業(yè)機會，而不是繞過法規(guī)的“捷徑”或正常渠道無法獲得的稀缺資源的“后門”。

　　校友關系

　　美國上層文化有別于其他國家的一個重要特色，便是校友關系，根源是同一所大學的歷屆本科畢業(yè)生對母校的強烈歸屬感和忠誠，終生不渝。這一關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藍血”世家主導的“貴族政治”時代，大部分世家子弟都在東北部的常春藤盟校以及所謂“小常春藤”的老牌私立大學接受教育。這一校友關系還可以延展到貴族中學母校，和大學中的秘密會社社友（耶魯大學的骷髏會是個突出例子）。雖然美國大學教育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民主化和平民化，貴族教育時代的“母校情結”卻被普遍發(fā)揚，延伸到整個高教育群體。美國大學體育運動的龐大規(guī)模和全國聯賽造成的社會關注和瘋狂，就是這種母校認同的例證。

　　不無諷刺意味的，是最近數十年來，隨著離婚率的高漲，美國的家族家庭紐帶普遍淡化，近半數成人一生會有不止一個配偶，逢場作戲的“露水夫妻”更是難以計算。由此導致家常便飯的繼父母和繼兄弟姐妹關系，無論如何比不上血親關系深厚。即便是那些高學歷人士，一生同床共枕的對象或許難以遍數，配偶更可以離婚再娶，但是大學母校卻只有一個，形成了非常專一的“忠誠”對象，甚至超過父母（尤其是離異的父母）。對于傳統親情關系壓倒一切的中國人士，這是需要深刻領會的美國社會特征和社會關系。

　　這種強烈母校情結的一大表現，便是成功人士回饋母校的大筆捐款。扣除為方便子女入學的“敲門磚”，校友捐款是美國常春藤名校天文數字校產基金的主要來源。例如麻省理工學院近年開張的全新綜合癌癥研究所，來自校友科克兄弟之一的一筆一億美元的巨額捐款。更加重要的，是雄厚的校產基金使得常春藤名校極大地增加了對學生的資助。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校友John Kluge2007年允諾一次捐給母校4億美元，不僅創(chuàng)造了校友捐款紀錄，并規(guī)定這筆捐款將全數用于學生資助。

　　幫助后起的校友社會成功，“一榮俱榮”，是母校情結的重要表現，商業(yè)界和企業(yè)界極為常見。投行美林證券有“普林斯頓校友會”之稱，而高盛集團充滿哈佛和達特茅斯學院校友。幾年前，《紐約時報》有份長篇報道，介紹一位“小常春藤”大學畢業(yè)生，在制定創(chuàng)業(yè)計劃后，從捐款校友名單查起，終于從一位大牌校友那里獲得可觀的創(chuàng)始資金，成功創(chuàng)業(yè)。

　　是非常公開的資料，可以容易查詢。

　　同事關系

　　也是重要的商業(yè)關系。特別是美國經濟和企業(yè)結構變化加速，企業(yè)中“從一而終”的情況日益罕見，就業(yè)者頻繁跳槽，既增加了同事關系的積累，也突出了同事關系的重要性。如果不是剛剛畢業(yè)，大部分高端職業(yè)求職成功，基本都有同事關系在發(fā)揮作用。創(chuàng)業(yè)和企業(yè)擴展時，舊日同事和上下級關系更是在尋求人才、機會和資金方面的重要社會資源。

　　eBay的前首席執(zhí)行官、后來曾經擔任共和黨加州州長候選人的Meg Whitman，可以作為一個校友加同事關系的例子。Whitman是普林斯頓本科畢業(yè)加哈佛商學院的MBA。她從寶潔公司的品牌經理干起，以后多次跳槽，重要經歷包括羅姆尼掌管的貝恩（Bain）資本公司和迪士尼公司的副總裁，以及占了近乎壟斷地位的全球鮮花遞送公司FTD的首席執(zhí)行官。1998年，Whitman受聘為當時只有19名員工的eBay公司CEO，在短短10年之內，將其擴建為15000多名職工、年度收入達80億美元的全球最大網絡拍賣行。

　　Whitman崛起商海，固然大部在于本身能力，但是名牌學位和因之形成的高層校友人脈無疑起了重大的作用。例如Whitman進入貝恩資本公司并且升到資深副總裁，與公司元老羅姆尼是哈佛商學院校友直接有關。而貝恩公司的人脈，又為她在eBay發(fā)展時籌集投資有很大的幫助。她后來投桃報李，出任過羅姆尼競選總統的財務主席。

　　與公開的校友關系對比，除了名人大牌，查詢一般的舊同事關系相對麻煩一些。但是越來越多的社交網絡資源，特別是LinkedIn網站，提供了豐富的查詢工具。

　　親屬家庭關系

　　如前文所述，親屬家庭關系還是最基本的人類關系。需要注意的幾點：

　　1. 相對于亞洲和中國（或者意大利等南歐國家），英語民族的親情人情相對淡薄。

　　2. 美國家庭關系經歷了半個多世紀來的重大變化，廣泛的離婚和家庭重組進一步降低了親情作為生活關系的作用。

　　3. 如《華爾街日報》強調，“惟才原則”的實施，使得教育（校友關系）及才能（同事關系）成為商界運作的主要因素，而傳統的家庭關系只是次屬因素。

　　美國還是有一定數量的家族公司，但是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小。在一般商界，明顯的裙帶關系為人不齒，甚至受到規(guī)章制度的明確限制。家族關系的作用一般比較間接和隱晦。

　　另外，在激烈的商海競爭中，特別是在高科技革命的大潮下，企業(yè)成功的關鍵日益在于人才和創(chuàng)新。家族傳承在這方面有先天的弱勢。華人王安創(chuàng)辦的王安公司是個典型的例子，在家族繼承下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樣的趨勢下，美國成功生存的家族企業(yè)越來越少。科克兄弟的科氏工業(yè)集團（Koch Industries）是個少見的例外，這里繼承老爹衣缽的科克兩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都是麻省理工學院的高材生，表明了教育和才能的重要性。

　　族裔和地域關系

　　美國雖然號稱是民族大熔爐，族裔差距和認同還是明顯存在，也是一種有相當分量的社會關系。比較典型的是金融業(yè)中集聚的猶太人，和高科技領域的印度人、華人和俄羅斯人。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題目，一般不能公開討論。

　　在白人主流人口中，地域關系也會有一定影響。特別是低教育白人中，南北之間，或沿海對內陸之間，有很大的文化和價值差距，和相應的趨同現象。但是這在高教育圈子里不很明顯，尤其是與校友關系對比。克林頓夫婦一個來自南部窮困家庭，另一出身北部殷實世家，便是例證。

　　政商“旋轉門”

　　“出官入商”、“亦政亦商”的所謂“旋轉門（revolving door）”，是美國政界的不成文規(guī)律或曰潛規(guī)則。一般而言，尚在臺上和現任的官員還是比較謹慎，但是也會為了選票利益來拉商業(yè)關系。一旦下臺和離任后，雖然有時有最低“避嫌”時間限制，大致說得上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

　　特別華爾街是年輕政客暫時掛冠去“揾錢”的熱門場所，奧巴馬首任白宮大主管伊曼紐爾（Rahm Emanuel）可以作為例子。在為其他若干民主黨政客競選工作后，伊曼紐爾出任克林頓首次競選總統的財務主管，順勢加入克林頓政府，成為總統政策策略高級顧問。1998年辭職，雖然一無商務教育訓練，二來從無商界經驗，卻順利進入華爾街主要投行，并且迅速上升到主管，不出三四年，掙出了1600萬美元家底，再重新從政。目前是奧巴馬“根據地”芝加哥市市長。

　　另一例子一個是奧巴馬政府首任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的奧爾扎格（Peter Orszag）。這是直接制定美國政府經濟政策的要職。奧爾扎格出身于美國最出名的私立貴族中學之一Phillips Exeter學院，以最高一檔成績（summa）畢業(yè)于常春藤普林斯頓大學本科，獲得去歐洲深造的馬歇爾獎學金，最后得到倫敦經濟學院的博士。2010年辭去奧巴馬政府職務后，進入花旗銀行集團（Citigroup），擔任副總裁和其他要職。

　　老布什總統的國防部長、后來小布什的副總統切尼，在民主黨克林頓政府期間，進入有許多國防合同的Halliburton公司擔任首席執(zhí)行官。切尼個人的數千億美元家產，便是在Halliburton公司老總任上賺下的。

　　最新的例子是眾議院前共和黨多數黨領袖艾瑞克·康托爾（Eric Cantor）。2014年6月10日，康托爾大意失荊州，成為1899年最早設立這一職位以來，第一位連任敗于初選的眾議院在職多數黨領袖。可是不出百日，9月2日華爾街一家投資銀行就宣布任命康托爾為副總裁。據《洛杉磯時報》，雖然“基本年薪”只有40萬美元，康托爾2015年的最低獎金是120萬美元現金，外加40萬美元股權。

　　許多出名的大政客的去途，則是輕松擔任大企業(yè)的董事。前國務卿賴斯是個例子，先后擔任過Carnegie Corporation，Charles Schwab Corporation, Chevron Corporation, Hewlett Packard等大公司的董事。最早啟用賴斯的老布什總統，下臺后擔任過Carlyle集團（美國最大的私募基金公司之一）的高級顧問。2003年10月，普京逮捕俄國尤科斯石油公司老板霍多爾科夫斯基的一個觸發(fā)點，便是月前老布什以Carlyle集團顧問身份訪問莫斯科，和霍氏共宴。普京不得不緊急下手，防止尤科斯將大量股份出售給美國。

　　最后小結一下：除非是小打小鬧，要在美國經商，社會關系確實是個重要因素。但是在高度發(fā)達的知識型經濟中，人才、技術、資金才是成功的關鍵，以此作出可行的商業(yè)計劃和經營規(guī)劃。社會關系的主要作用，便是以此去發(fā)掘這些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