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至11日，第五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本次對話是中美兩國政府換屆和元首會晤后舉行的一次重要高層接觸，有利于兩國在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共識指引下取得積極成果。本版約請中美數位知名專家，為讀者全面解讀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表現形態、創新之處、路徑及未來影響等

(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

夏偉(亞洲協會美中關系中心主任)

保爾森(美國前財長)

芮效儉(美國前駐華大使、美國智庫威爾遜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

問題一：新型大國關系與傳統大國關系在表現形態上有何不同？

李文：新型大國關系的主要特征是“挑戰與利益同在”、“競爭與合作并存”，合作與共贏構成相互關系的主要方面；傳統大國關系的主要特征是“敵我分明”、“對抗與沖突”，“你輸我贏、你興我衰”的“零和博弈”構成相互關系的主要方面。

殖民主義時期，大國之間的戰爭是霸權更替、國際體系改變的主要途徑。崛起大國在接近或超過傳統大國過程中，往往試圖挑戰和顛覆傳統大國的地位和現有國際體系，兩者之間的沖突和戰爭在所難免。冷戰時期，由于占主導地位的國際體系和秩序，包括聯合國、布雷頓森林體系、關稅和貿易總協定(GATT)、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CC)即后來的經濟合作和發展組織(OECD)、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經濟秩序均由美國主導，顛覆這一體系和秩序成為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陣營的首要任務。

冷戰結束以來，大國復雜而深刻地融入國際體系，利益相互交織。新興大國積極參與國際分工，通過同世界各國全面深入地開展互利合作發展自己，與傳統大國一道成為現有國際體系的重要參與者、支持者和貢獻者。新興大國之間以及新興大國與傳統大國之間根本性利益沖突不斷減少，合作空間日益拓展。

袁鵬：傳統大國關系強調實力、力量，新型大國關系則更注重戰略和意圖。就中國而言，所傳遞的信息是，中國和平發展戰略不會因中國國力強大而改變，戰略文化、時代條件、利益捆綁、人文交流等因素才是決定國與國關系更深刻的動力；傳統大國關系往往以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的戰爭或沖突為主旋律，新型大國關系則強調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意識，主張合作共贏才是唯一正確選擇；傳統大國關系之穩定往往建立在相互威懾(如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或共同價值、戰略結盟(如美歐、美日關系)基礎上，新型大國關系則主張文化多樣化、發展多樣性，倡導平等尊重、包容互鑒、各美其美、美美與共。

夏偉：在中美領導人著手解決兩國間業已存在的所有具體難題時，如果他們能共同向世界進一步表示，他們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國關系不僅在言辭上，而且承諾以新的熱情和創新精神，在兩國歷史存在的巨大鴻溝上架設橋梁，這將對兩國關系發展大有益處。

保爾森：美中關系十分復雜， 但雙方在全球有許多共同利益。美國和中國經濟高度互補，雙方要相互“補臺”。一些人認為，主要大國之間必然要發生競爭，但是，沒有哪一條歷史鐵律說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沖突。歷史上，更多的情況是，主要大國之間既合作又競爭。奧巴馬接受建設新型大國關系的理念。中國、美國以及其他主要大國需要朝著具體化的方向來建設這種新型關系。

問題二：作為一種國際關系的新理念，新型大國關系的創新之處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國國家領導人率先提出的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基本主張，創新之處在于：第一，突破了以往有關崛起大國必然會挑戰現有國際秩序、顛覆傳統大國既有地位的理論框架，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傳統大國不稱霸，新興大國不爭霸，兩者能夠做到既競爭、又合作，和平共處。第二，認為人類社會不愿再次經歷也無力承受大國嚴重沖突或劇烈對抗，大國之間必須將和平與合作置于相互關系中的頭等重要地位。第三，認為近代以來，大國關系從二戰之前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的沖突與戰爭關系，過渡到冷戰時期以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劃線的結盟與對抗關系，最終發展到始于今天的競爭與合作關系，深刻反映出人類歷史發展的內在邏輯。

袁鵬：新型大國關系的倡議確實具有理論創新的意義。因為，既有國際關系理論占主導的還是西方現實主義理論，其核心是以國家實力論英雄，以大國興衰論成敗。這一理論雖為既往國際關系的事實所反復檢驗，在西方甚至在中國也很有市場，但它依據的多是20世紀以前西方大國關系的歷史。今天，我們身處經濟全球化、政治多極化、文化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和威脅多元化的全新時代，新的時代呼喚新的理論；中國和平崛起也是世界歷史上大國崛起的全新道路或模式，也急需理論的提煉和指導。中國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就是主要基于21世紀新的時空條件，基于中國和平崛起的新的實踐，希望開辟一條大國不沖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道路。由于它是一種全新的理念，其內涵的豐富與理論的創新還需要中國的外交實踐不斷推動，需要中國學術界不斷努力，也需要各國官員和學者與中國一道共同構建。

問題三：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路徑和措施主要有哪些？

李文：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人類社會從戰爭走向永久和平的一個重大歷史轉折點，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長期而艱苦的歷史任務，需要中美雙方確立方向、探索路徑、充實內容和完善形式。

首先，關系成敗的關鍵在于能否實現由基于戰爭沖突的“權力政治”向基于制度機制的“規則政治”的轉變。因此，雙方致力于建立平等的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共同制定、認可和遵循一些有利于合作和平的基本準則。

其次，應共同致力于維持和建立各種全球、地區性國際機制，為相互合作提供多領域、多層次、多渠道的溝通平臺。

再次，應淡化、擱置和推遲解決在人權、宗教、意識形態及政治體制等領域存在的一時難以解決的矛盾與分歧，擴大經貿往來和經濟合作，保持密切溝通和良好互動，在共同解決重大問題和熱點問題過程中，不斷凝聚共識、積累信任、總結經驗，不斷推進相互關系的良性互動。

袁鵬：首先，應確保中美之間不打仗、不沖突、不對抗，這是新型大國關系的最低目標。為此，需要拔出兩國在涉臺、渉藏、渉疆等敏感問題的沖突引信，需要通過更具實質性的兩軍交流防止在海、空、天、網等領域的潛在風險，需要建立有效的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以避免出事或防止事態失控。

其次，應樹立相互尊重、平等互信、包容互鑒的戰略意識，這是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基矗為此，需要通過加強全方位的溝通、交流和理解，學會換位思考、抓大放孝立足長遠；還需要以開放的心態對待各自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善于學習對方的長處。

再次，應努力擴大兩國合作的空間，開創合作共贏的新局面。在全球領域，應通過G20、聯合國等平臺，圍繞氣候變化、能源資源、人口、核不擴散、網絡安全等全球性問題，與他國一道共塑新的國際秩序；在非洲、中東等地區形成優勢互補、良性競爭、共謀發展的新格局，在亞太地區盡快就海上安全、第三方因素等形成中美良性互動、和平共處路線圖；在經貿領域，實現兩國同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背景下的經貿關系升級換代。

最后，通過共同的實踐和理論推動，形成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新模式，共同改寫大國關系國強必霸、國興必戰的舊歷史，譜寫21世紀國際關系的新篇章。

保爾森：所有國家都會有分歧，但今天的世界，主要大國不應讓分歧妨礙雙方在有共識領域的合作。中國重新崛起為一個大國并在全球舞臺上扮演更重要角色后，中美之間既合作又競爭的關系走向何方，取決于兩國領導人的選擇。我們有能力構建一種更好的、更富有成果的互惠互利的雙邊關系。中美的共同利益是現實存在的，需要兩國決策者拿出更多的智慧。

美國和中國經濟高度互補，未來這種互補性還會進一步上升。兩國經濟中都有一些重大結構性問題亟待解決。我們生活在一個日益相互依賴的世界， 這意味著美國和中國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和碳排放國，必須采取協同的政策、行動，以應對全球主要挑戰。坦率地講，除非中美這兩個大國相互“補臺”，否則，世界上的經濟和環境挑戰問題一個也無法得到解決。如果各懷心思，雙方將會抵消對方所做出的努力，或無力為這些問題的解決做出足夠的貢獻。

如果中國平衡自身經濟，美國改革它的財政、稅收和社會福利體系，兩國的經濟就會比今天更好地對接。因此，我們需要互惠互利的行動，也就是，其中任何一方都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動，這種行動最終也符合兩國的共同利益。總之，在可能的情況下，讓我們聯合行動；在只能單干的時候，讓我們朝著同一個目標努力。

問題四：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之路上的主要障礙是什么？

李文：來自美國方面的主要障礙是：一些政要和社會精英至今仍堅持認為世界上只有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價值觀念、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是正確的，并以此認為中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來自中國方面的主要障礙是：在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方面還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綜合國力、國際影響與美國相比存在較大差距。

來自雙邊的障礙在于，兩國間尚缺乏足夠的政治互信，在一些重大國際問題上存在分歧。

袁鵬： 一是雙方認知仍有差距。由于實力地位、戰略文化以及霸權心態等方面原因，美國對于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系要么態度不積極或十分勉強，要么“為我所用”、“新瓶裝舊酒”，將其轉化為單方面對華提要求的籌碼，部分人士甚至還有抵觸情緒。為此，加強對話、贏得理解、形成共識、調動熱情十分關鍵。

二是兩國結構性矛盾突出，各種問題繁雜，誘發摩擦和沖突的引信較多，戰略互信的水平較低。為此，在中美關系的實踐中一定要合理期待，既不能一如既往按照原有節奏去應對已然變化了的中美關系，也不能為了新型大國關系而犧牲原則和立常

三是“第三方因素”掣肘，一些第三方要么將新型大國關系之構建誤讀為“中美共治”的新版本而醋意大發，要么擔心中美走近傷害其國家利益暗中使絆。如何形成“中美+X”的三邊關系良性互動新局面，理應成為下階段中國外交努力的方向。

芮效儉：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是一個過程，目前兩國正處于這種新型關系的開端，雙方充分認識到，在今后雙邊關系發展中會有戰略性競爭的危險因素存在，因此雙方正從最高層開始，努力擴大共識與合作。正如國務委員楊潔篪在習近平與奧巴馬在“陽光之鄉”的會晤后所指出的，中美兩國在東亞的共識遠遠大于雙方之間的分歧。擴大共識，減少和控制雙方的競爭與摩擦，將是中美兩國關系今后發展的方向。

?問題五：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未來的國際關系有何影響？

李文：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上最復雜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中美關系的性質和狀況對其他大國關系存在重要的制約和影響。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有利于世界和平與穩定，也有利于解決包括全球金融動蕩、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氣候變化、能源保障等危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全球性問題。

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對未來亞洲地區的穩定與和平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雙方共同主張通過和平方式處理和解決各種國際分歧與爭端，也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地區內一些因領土主權糾紛而引起的矛盾與沖突的升級與惡化。中美在朝鮮半島問題上達成的共識，為東北亞地區維持和平與穩定，并最終通過對話解決朝核問題奠定了堅實的基矗

袁鵬：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系如果取得成效，不僅能為中國和平發展道路找到最好的注腳，而且能為新時期大國關系發展樹立新典范，將至少產生三個重要影響：其一，向世界展示中國和平發展的誠意，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贏得理解和尊重創造新的條件；其二，引領大國關系新潮流，至少使國與國之間在未來交往過程中都會下意識地從新型國家關系角度去處理問題；其三，為大國間超越雙邊分歧著眼全球性問題開創一種新的范式。

保爾森：中美之間有許多事情可以一起做。首先，我們需要更多、更好地溝通，需要更大的透明度，以了解彼此的政策動機和意圖。同時，我們需要采取行動，通過改革讓各自的經濟走上更加可持續和互補的軌道。如果我們能夠做到以下一些事情平衡雙向投資，調整經濟結構，促進雙邊、地區以及全球貿易的自由化，在一些地區，比如非洲進行更多合作，那么，我們的關系就會更加穩定。中美關系也就更能夠抵御一些分歧造成的風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