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批省級政府公開三公經費的舉動吸引了公眾和媒體的關注。一個多月前，國務院辦公廳在《當前政府信息公開重點工作安排》中提出，各省(區、市)政府要全面公開省本級“三公”經費。?

　　然而，一些省市交出的答卷并不盡如人意。中國青年報記者致電十多個省份的財政廳咨詢三公經費公開情況。截至發稿時，還有多個省市沒有公布三公經費。有媒體報道稱，當前還有10個省市沒有公布三公經費，已經公布的省市在格式及內容詳細程度上差別也較大。

　　三公經費公開情況不理想

　　在網上搜索省級政府公開三公經費進展時，記者發現，即使公開了三公經費的省份，多數也只是公布了幾個省級部門的三公經費情況，并非全部省級部門都公開了。

　　“省本級三公經費可能有兩個概念，一個是省級部門的三公經費，一個是整個省的三公經費。”上海財經大學公共經濟與管理學院劉小兵教授說。

　　在劉小兵看來，當前所說的省級三公經費可能還是指省本級一共用了多少三公經費，至于怎么在各個部門之間分配可能還不屬于公開的范疇。他告訴記者：“公開整個省三公經費的總數意義不大。我們要關注的應該是省本級的具體行政部門。比如說，一個省今年三公經費是100個億，能說明什么問題呢？我們要看的是這100個億到底是哪些部門用掉的，哪個部門用的多。”

　　提出這樣的說法，劉小兵是依據其參與寫作《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時所做的調查。在最新出版的《中國財政透明度報告》(2013)一書中，劉小兵他們調查了31個省(區、市)的三公經費公開情況。2012年，在31個省(區、市)中，有15個省份沒有一個部門公開三公經費，有16個省份的政府部門不同程度地公開了三公經費。其中，公開部門最多的是上海市，30個政府部門有29個部門公開了三公經費，而公布情況最差的是山西和寧夏，只公布了一個部門的三公經費。

　　“由于研究力量有限，我們選擇了30個政府部門，比如辦公廳、財政廳、發改委、交通廳等，去查這30個政府部門有沒有公開(三公經費)。16個公開三公經費的省份都沒有將這30個部門全部公開，但只要有一個部門公開了，我們就算它公開了。那剩下的15個省份是一個部門都沒有公開。”劉小兵說。

　　“地方主動公開三公經費的意識還很淡保”對于這樣一份調查報告，劉小兵評價道。他告訴記者，國務院要求2014年3月前所有省都要公開三公經費，因此，很多省份都是根據這樣的時間表執行的。

　　劉小兵還告訴記者，公開了的信息也無法說明問題。只是一個數據，很難去判斷這個數據是多還是少。因為沒有告知部門的人數多少，不知道人均數，不同的部門之間、地區之間都無法做橫向比較。也就是說，公開的信息還不足以監督政府部門的三公經費支出行為。

　　還有一個現象是，當前已經公開三公經費的省份里，有一部分只是公布了2013年三公經費的預算，而沒有公布2012年三公經費的決算。

　　“公開的困難不在于技術，而在于政府的觀念。”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主任翟校義表示，預算公布起來相對比較容易，決算確實比較困難。省領導換屆的時候，有些人提拔了，有些人換崗位了，三公經費牽涉到干部群體，如果公開的話會比較難堪。

　　“三公經費包括公款接待，實際上接待的大多數是上級部門。上級政府管得太多，下級政府就必須討好上級政府。”翟校義說。

　　他認為，省級政府公開三公經費，能夠使各地攀比接待的費用降下來，使這部分費用限定在老百姓能接受的程度內。如果一個地方收縮經費的話，其他地方就會慢慢收縮。對接待的那一部分經費收縮，就可以帶動其他行政開支的收縮。

　　三公經費公開需有法律約束

　　盡管公眾和媒體對省級部門公開三公經費的期待很高，但從目前公開的情況來看并不能令人滿意。湖北省統計局副局長葉青公開評論道，省級三公經費公開難產是因為沒有說清楚不按國務院規定公布省級三公經費，將要受到何種處罰。

　　此外，他還希望明年的《預算法》修改中，能夠對部門預算、三公經費、行政經費的公開作一個明確的規定。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經濟法教研室主任朱大旗認為，三公經費的問題說明，《預算法》修改的迫切性。三公經費需要非常嚴格地去編制預算，但現在一些政府部門只是在大的類別上面公布預算，詳細到款、項、目的很少。“編得不細的話，就會有很多灰色地帶，很多支出在大的類別里面隱藏起來。”

　　他告訴記者，《預算法》二審意見稿已經出臺了，但大家看法還不太統一。比如在人大、政府職能配置方面，預算的基本原則方面還存在比較大的問題。“預算的本質是由納稅人以及他們的代表對政府收支行為進行規范、控制、監督。過去總是把預算看成是政府去管理財政、調控社會的工具，但本質上來講，還是老百姓去管政府的。”朱大旗說。

　　其實，并非只有將三公經費寫進預算法才能對政府花錢的行為加以遏制和監督。“三公經費是整個預算中的一小部分。”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磊說，當務之急，要讓預算在人大層面上公開。人大通過、批準的預算才具有法律效力。現在就是政府自己公開自己的，沒什么比照。要從人大層面公布一個很細化的預算，就能比照這兩個賬單，保證數據的真實性。

　　其次，批準的預算一定要細化，這樣才有真正的威懾力。現在公布的數據都比較粗。所以要修改《預算法》，進一步細化。否則，公眾看不出政府在哪些事情上花了多少錢，這樣的公開跟不公開沒什么區別。

　　而在專家看來，提高立法機構對預算的審查能力和監督能力也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監督三公經費公開，需要人大代表花時間、懂專業。但我們很多人大代表都是兼職，除了出來開次會之外，大多時候都在忙別的事。很多運動員、影視明星也是人大代表。懂預算的比較少，怎么監督審查？”朱大旗說。他建議，人大常委會應該充實財經委員會、日常工作委員會、地方預算委員會等專門機構或公共機構的專業人員。

　　在翟校義看來，規范政府收支行為的理想狀態是，首先，人大代表對政府的預算進行審定，管理權要從政府的財政部門慢慢地轉移到人大，人大的審議不能像現在這樣開那么短的會就簡單地審議完。其次，預算要有剛性。政府的預算不能超支，也不能隨便節制。這個剛性由法律保證，由人大管政府的錢袋子，而不是政府自己管自己的錢袋子。

　　但他同時表示，目前理想與現實還有距離。要使《預算法》在現實中真正發揮作用，政府第一要告訴人們理想狀態是什么，第二告訴人們現實狀態是什么，第三要給出一個路線圖或者時間表，要在什么狀態下達成什么目標，讓民眾給政府準備的時間，“因為我們是建設當中的社會，改革當中的政府，既要講方向，又要講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