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人姜軒(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當起了公務員。

　　姜軒說自己是“風險厭惡型”，他預感到繼續在北京生活，會面臨這樣那樣的問題，“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戰，所以懦弱地逃離了”。

　　2007年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畢業后，姜軒開始在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務專員，到項目助理，再到項目主管，到最后辭職回家，姜軒始終覺得生活不能稱之為“穩定”。

　　“穩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穩定。”在北京，剛工作時，姜軒住著房租600元的學校單身教師宿舍，筒子樓，單間，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沒有變化，但這里的租金卻已悄然翻番，達到1200元，而姜軒的收入卻遠沒有隨之翻番。他的主要開銷是房租、吃飯、社交、旅行。他說自己那時候的工資“不吃不喝一個月可以買一部16G的蘋果手機”。

　　姜軒也考慮過買房，但2008年時，已經“買不起”了，而結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間，但是狹窄的宿舍無法滿足這種需求，“所以就不穩定了”。

　　而且，姜軒的戶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給他提了個醒。“我的一個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戶口一個在河北農村，一個在天津，是集體戶口。朋友今年懷孕，需要辦理準生證，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證明，所以辦不下來。三地‘踢皮球’，就差一個章的事，誰都不給蓋。后來不知道通過什么途徑辦下來了，卻又面臨戶口問題。小生命下個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戶口怎么辦”。

　　“小朋友降生后的戶口很麻煩，不能隨母親在天津落戶，因為集體戶口不能給子女落戶；北京更不可能；他們夫婦又不希望孩子戶口落在河北農村。所以要想辦法在天津買套能落戶的房子。新的問題又出現了，以后孩子長大了，在戶口所在地天津還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學？在北京，不知道政策會變成什么樣；在天津，他們都不住在天津。所以，這個問題在未來幾年就會爆發。我作為一個外地戶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會有相似的問題，雖然京津兩地很近，但問題依然在。”姜軒說，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來的自己。

　　現在離開北京，這些問題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軒不用付房租，不用買菜做飯，收入雖比以前要少一點，但“開源無望，可以節流”。公務員的工作也為他提供了穩定的上升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