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兩則新聞再次將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一些量化指標上。前日，新華社報道，湖北公安縣發紅頭文件向下攤派卷煙銷售指標；而在月初，鄭州市衛生部門被媒體爆出向各社區下發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檢出指標。記者梳理公開報道發現，全國各地，醫保額度、結扎人數、火化指標、彩票銷售……一些任務都曾經或正在通過指標的形式，層層下發到基層、個人，直接與基層工作人員的考核績效、工資獎金掛鉤。
而這些指標，有的在制定之初就不合理，有的則將不該層層向下攤派的指標，攤派給基層、個人。背負者除了感到為難外，有些甚至采用違規乃至違法的手段，來完成指標。
全縣銷售卷煙須達25100箱。指標被下分到各鄉鎮，最多的分到4000多箱……這些內容，出現在湖北公安縣一份名為《公安縣2013年煙草工作考核辦法》的“紅頭文件”中。
新華社報道，當地財政還出錢設“獎金”。一些鄉鎮為多拿獎金，將銷售情況與村干部工資掛鉤。而縣政府下派指標的目的，則是通過加大正規香煙的銷售，增加稅收收入。
無獨有偶，本月還有一個指標――“精神病指標”也引起了人們廣泛關注。媒體稱，鄭州市衛生局下發文件，規定各社區篩查出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務數不得低于轄區常住人口數的2‰。人們普遍擔憂：有人是否因此被“精神病”。
記者調查發現，多地有“雷人”指標。
層層攤派
指標從科學到“雷人”
70歲的長春市民于女士突然昏迷。送去醫院急救后，經診斷為腦出血。家人想立即辦住院手續，被值班醫生告知：省市醫保患者都不接。如果住院自費。
最終，有職工醫保的于女士住院20天，自費花了1.8萬元。
這則事例，10月中旬刊登在一份醫學行業雜志上。
某三甲醫院的醫生接受新京報記者采訪時稱，上述事件反映的是醫?；?ldquo;總額預付”制度下，一些公立醫院為不超額度，而出現的推諉醫保病人的情況。“這屬非自愿選擇自費住院，不在少數，一到年底會更嚴重。”
2012年，時任國家衛生部部長的陳竺提出，醫保部門對醫療機構評估后，向醫院預付定額醫療費用。如實際費用超支，超支部分醫院承擔。
這種總額預付的初衷，意在遏制大處方、亂檢查、亂收費、任意擴大服務項目等過度醫療的情況。
但一些試點醫院執行起來存在“硬傷”。為不超額度，醫院給每個科室每個月都下發額度指標，超標部分各科室自行承擔，醫護人員會被扣工資沖抵。
每個科室每個月病人數量、情況都不同。所以，有的科室或有的月份病人多，醫保資金就很緊張，甚至用盡額度，便拒收醫保病人；或勸部分病人提前出院，等下個月醫保額度來了，再重新住院。
為此，有專家指出，醫?？傤~預付的初衷是好的，但不能將指標層層向下攤派，將風險最終轉嫁給科室和個人。更不能不顧實際情況，機械地要求每月都有節余，最終損害患者利益。
與“醫保指標”事件相類似，本月初爆出的“精神病指標”也因層層攤派引發問題。媒體報道，2012年9月，鄭州市衛生局下發文件，規定各個社區發現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務數不低于轄區常住人口數的2‰。這意味著1000個人中至少找到2個重性精神病。
鄭州市這一做法，源于去年原衛生部在一份《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療考核評估方案》中，提出過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檢出率應達到2.5‰。
10月10日，衛計委新聞發言人解釋，2.5‰本是根據我國重性精神疾病的估算發生率、各地重性精神疾病實際發現率等因素綜合制定的。但該指標僅以省或地市為單位進行考核。
也就是說，2.5‰的數據在樣本人數足夠多的前提下，是有科學依據的。但人數越少，誤差越大。所以，指標不能簡單地層層分解，向基層攤派。
操作簡單
結扎指標常存在
有一些指標，則在設立時，即被人詬病。
2011年，58歲未婚的劉長江，做了結扎手術。
作為河南省永城市順和鄉的“五保戶”，她之所以這么做，是可以掙得300元錢。原來，夏樓村干部為了完成結扎指標，到處找“壯丁”，劉就是其中之一。
當時，夏樓村每年都要完成8個結扎指標。完不成村里要被罰款，村干部的年終考核，也會受影響。
去年，云南省彝良縣洛澤河鎮獻雞村委會副主任王平榮，甚至為完成指標，出錢購買假結扎證。后因濫用職權罪，被判刑。
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梁中堂向新京報記者介紹，流產、結扎等是上世紀70、80年代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下一些計生部門的工作方式。現在，計生政策已逐漸改革，但有些地方為完成計劃生育任務，還在沿襲簡單的方式。“他們認為按一定指標結扎、引產是人口控制的有效方式。”
搜索公開信息可發現，地方計生部門至今并不諱言“結扎指標”。據廣東茂名廣播電視臺報道，今年上半年，全區結扎1536例，超額完成上半年任務。
海南省儋州鎮，完成年度結扎指標的村、社區，會在官方網站上公開表揚，未完成任務的被批評。
梁中堂解釋，各人口部門會按人口年齡組來統計育齡婦女的人數、生過孩子的婦女人數等，測算出可結扎比率。有些地方以此計算出當地需要結扎的具體人數、指標，層層下達到基層的計生部門中。下達過程中，為保證完成任務，還會通過乘以一個保險系數。“現實完成的結扎人數可能比原先預定的數字高。”
為完成指標，除了上述做法，“還有不少計生人員強制為婦女結扎、流產，引發社會矛盾。”梁中堂說。
汲取教訓
破案指標被叫停
在各地公安系統內部，辦案任務量一直存在。但在十年前，由于有些公安部門機械、嚴格地制定辦案、破案指標，致使有民警為完成任務，制造假案。
比如，2003年12月，湖北荊州市沙市區公安分局民警戴明，為完成指標拿到獎金，與他人合謀雇傭未成年人導演“搶劫案”。
2004年，吉林市清河派出所所長花錢從市場上“雇”來13名民工充當“犯罪嫌疑人”，3天拘留后付錢。
2007年河北保定警方公布了年度破案指標――2007年保定市偵破各類刑事案件的硬性指標是3.5萬起以上，抓獲犯罪嫌疑人要達到1.1萬人以上。
此舉引媒體嘩然。在各方壓力，以及確實存在因指標而導致冤假錯案的情況下，如今已很難聽到破案指標的說法。
但有專家提醒，如果只是簡單停用一種說法，歸根結底還是追求數據，即使完不成不對民警處罰，而與派出所榮譽等掛鉤，那么可能還會引發問題；如果簡單地停止考核，那么要謹防民警對工作產生懈怠。
專家建議
要改變懶政思維
各地歷史上還出現過“雷人”指標。比如廣東曾向各地攤派火葬指標，有人為此從其他省市殯儀館“購買”尸體；安徽省靈璧縣交警大隊給交警下達罰款指標，致使一些交警為完成任務亂罰款；南京福利機構曾強制社區承擔賣福彩任務，結果前來社區辦事的人被要求先買50元彩票……
這些事例，經媒體曝光后已被叫停。但為什么一些“雷人”指標，層出不窮？
對于個別政府部門攤派銷售任務等，武漢市政府咨詢委員會高級研究員趙振宇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這是地方狹隘的發展觀、片面的政績觀在作怪。
對于一些涉及“破案”、“計生”等工作績效考核的指標，國家行政學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竹立家認為，這是一些政府部門“懶政”的表現。相關管理者或試圖通過簡單數字來考核社會管理的成效，“不考慮群眾的利益，容易讓政府部門和群眾之間發生矛盾、沖突。”
竹立家建議，改變政府的“懶政”思維，從多角度設計、細化可行的工作績效考核方式，“比如除了證明你完成一項工作的數據外，還需要考察老百姓對你工作過程是否滿意，有沒有給基層帶來麻煩等等”。
部分“雷人”指標鏈接
1 火化指標
2006年前，廣東曾向各地攤派火葬指標
后果：有人從其他省市的殯儀館“購買”尸體。
2 罰款指標
2010年，安徽省靈璧縣交警大隊給交警下達每月至少1.5萬元罰款指標
后果：交警逢車必查，司機情愿繞行。
3 福彩指標
2011年，南京福利彩票銷售任務要達18億，要求社區發動群眾買彩
后果：一居委會規定，蓋章辦證先買福彩。
4 結扎指標
2011年，河南省永城市順和鄉夏樓村要完成8個結扎指標
后果：劉長江，58歲未婚做了結扎手術。
5 精神病指標
2012年9月，鄭州市衛生局下發文件，規定各社區發現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任務數
后果：一位被認為“不能算”是重癥的人，被登記在冊。
6 卷煙指標
2013年，湖北公安縣下紅頭文件要求全縣銷售卷煙必須達到25100箱。
后果：村鎮干部變“推銷員”。
綜合公開報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