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遺產稅征收再次成為熱議話題，甚至被寄予調節收入分配之厚望。
然而，目前我國是否到了征收遺產稅的“適當時期”？起征點又該如何確定？帶著一系列疑問，以下簡稱記者專訪了劉劍文與白景明兩位專家。
征收意義何在？
記者：對于是否開征遺產稅，社會上出現提倡與反對兩種聲音，出現這種意見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劉劍文：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出現這種不同意見很正常，因為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向與目標都不相同。提倡征收遺產稅，是著眼于我國收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現狀，希望借由這樣一種制度，來解決此類問題。
從反對的角度看，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天生對稅帶有厭惡感，這也與我國歷史上的稅收文化有關，過去有“苛政猛于虎”之喻。
其次，遺產稅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它是象征意義、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遺產稅在稅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過，如果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則不穩定因素增加，那么政府將征收遺產稅作為一種工具，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不滿。
白景明：兩種聲音客觀反映了兩種實際情況。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積累了大量財富。
第二，這也反映出大家對財產安全的心理預期。人們有了財產以后，都希望政府能夠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保護個人財產。這種財產保護的意識和預期，是不斷增強的。
時機是否成熟？
記者：目前，我國征收遺產稅的時機是否成熟？
劉劍文：在我看來，目前我國征收遺產稅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我覺得遺產稅開征是有必要的，它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現在征收雖不合適，但我覺得5年之后征收有可能，5年之內開征難度很大。
因為我國的財稅體制，目前有太多方面需要改革，遺產稅并不是財稅改革中的重點，應該先將重點問題解決好。但是不等于說，目前不開征就不研究，現在可以進行研究，將來條件成熟再去開征。
白景明：我個人認為，目前我國征收時機尚未成熟。一個國家是否征收遺產稅要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市朝的進程，以及相關的制度建設，要視條件而定，而我國從各方面來講目前還不具備條件。且因制度建設等各方面的發展難以預期，所以目前我無法確定具體時機。
記者：遺產稅的主要征收范圍是什么？遺產稅開征之前我國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劉劍文：需要完善房產的登記制度，在我看來，遺產稅征收的范圍主要是房產等不動產等。所以關于不動產的登記制度、公示制度、評估制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內容，要掌握詳細信息。
另外，還要解決民眾現在的心理預期問題，這需要我們加強宣傳，幫助他們理解為何要征收遺產稅，而且要向其解釋清楚，遺產稅是個小眾稅，不是大眾稅，是對極少數人征收，以減少征收阻力。
白景明：目前我國的個人住房，個人擁有的只是一定年限內的使用權，沒有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權，嚴格來講，這種使用權在遺產稅法上不能定性為可傳承遺產，因而也無法課稅。如把個人住房納入遺產稅課稅范圍，如何界定清楚房屋價值和課稅時限就成為一個難題。
再如個人貨幣資產，發達經濟體內個人貨幣資產的持有存在嚴格的認定程序，而且私人之間利益權屬務必清晰的理念根深蒂固，即便是配偶和直系親屬之間財產劃分邊界也非常清楚，而在中國則不然。這不僅使應稅遺產無法確認，而且連遺產都難以識別清楚。
稅率如何敲定？
記者：遺產稅的起征點應該是多少？稅率如何敲定，該如何征收？
劉劍文：我個人認為，起征點是否確定在500萬以上，甚至可能更多。稅率方面，國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累進稅率，一種是比例稅率，現在很多都比較傾向于比例稅率。像我國臺灣地區，它在2009年由過去的累進稅率，統一降為比例稅率，從50％降到10％，稅負的降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征收方式上，有列舉主義與概括主義。概括主義，就是指用概念來講這個問題，可能所有的只要是屬于被繼承人的財產，全部都在征稅范圍內。列舉主義呢，被列舉出的屬于征收范圍內，沒有列舉的不征稅。比如規定現在被繼承人，死亡以后的哪些財產要征稅，這就有一個限定問題與舉證問題，你如何鑒定這個財產就是被繼承人的。
若中國將來開征遺產稅，我比較傾向于采取法律上列舉主義的方式，還是應該通過以不動產為主的這種方式。其他的也涉及股權等，但這又涉及一個評估的問題。
白景明：我個人認為，假如中國條件具備后征收遺產稅的話，也應該本著“窄稅基低稅率”的原則征收。
在起征點上，我們應該堅持適度從高原則，只有如此，才可穩定民眾的制度變革預期，確保遺產稅制可操作。
但具體的數值現在還無法敲定，因為確定這個數值還受價格、財產數量等因素影響。
我剛才提到的窄稅基低稅率，目的也在于保護中低收入階層。國際經驗上，對于超過一定規模的遺產，可以采取累進稅率征收，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
富人移民為了避稅？
記者：遺產稅一旦征收，如何避免富人避稅，或者財富外流？
劉劍文：逃避遺產稅的情況是有的，但富人移民到境外，多考慮的不是逃稅問題，而是考慮生活環境與經營環境。因為，即便移民到其他國家，現在很多國家也有征收遺產稅，所以，不能認為富人都是為了逃避遺產稅而移民。
要讓企業家等高收入群體正確認識遺產稅問題，其實更多的應該是靠國家改善投資環境，健全企業生產經營的法律環境。只要我國經濟仍能長期持續地發展，為了爭食這塊巨大的經濟蛋糕，絕大多數企業家并不會僅僅因為遺產稅問題，就放棄在中國的發展機會而轉移資產到國外。
對非法轉移資產，可通過我國與相關國家的雙邊合作協定，共同加以查處。從國外經驗而言，韓國的減輕稅負、簡化稅制的的做法，值得我國考慮借鑒。
白景明：從國際經驗來看，富人確實在繳納遺產稅方面，會有規避納稅和減少納稅的心理。西方國家中的有些富人為規避遺產課稅，就將財產進行贈與，國外為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就對遺產和贈與同時征收。
但如果不建立相關登記制度，財產贈與課稅就無法操作。建立財產贈與登記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進一步完善個人財產管理信息系統、個人信用體系、個人行為信息管理體系。應先著手多層次配套制度體系建設，然后再推出遺產稅。
然而，目前我國是否到了征收遺產稅的“適當時期”？起征點又該如何確定？帶著一系列疑問，以下簡稱記者專訪了劉劍文與白景明兩位專家。
征收意義何在？
記者：對于是否開征遺產稅，社會上出現提倡與反對兩種聲音，出現這種意見分歧的原因是什么？
劉劍文：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出現這種不同意見很正常，因為人們思考問題的方向與目標都不相同。提倡征收遺產稅，是著眼于我國收益分配不均，貧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現狀，希望借由這樣一種制度，來解決此類問題。
從反對的角度看，是因為有相當一部分人，天生對稅帶有厭惡感，這也與我國歷史上的稅收文化有關，過去有“苛政猛于虎”之喻。
其次，遺產稅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個人認為，它是象征意義、形式意義大于實際意義。遺產稅在稅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過，如果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則不穩定因素增加，那么政府將征收遺產稅作為一種工具，來降低中低收入者的不滿。
白景明：兩種聲音客觀反映了兩種實際情況。第一，改革開放以來，城鎮居民收入不斷增長，積累了大量財富。
第二，這也反映出大家對財產安全的心理預期。人們有了財產以后，都希望政府能夠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保護個人財產。這種財產保護的意識和預期，是不斷增強的。
時機是否成熟？
記者：目前，我國征收遺產稅的時機是否成熟？
劉劍文：在我看來，目前我國征收遺產稅的時機還不成熟。但是我覺得遺產稅開征是有必要的，它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現在征收雖不合適，但我覺得5年之后征收有可能，5年之內開征難度很大。
因為我國的財稅體制，目前有太多方面需要改革，遺產稅并不是財稅改革中的重點，應該先將重點問題解決好。但是不等于說，目前不開征就不研究，現在可以進行研究，將來條件成熟再去開征。
白景明：我個人認為，目前我國征收時機尚未成熟。一個國家是否征收遺產稅要看經濟發展的階段和市朝的進程，以及相關的制度建設，要視條件而定，而我國從各方面來講目前還不具備條件。且因制度建設等各方面的發展難以預期，所以目前我無法確定具體時機。
記者：遺產稅的主要征收范圍是什么？遺產稅開征之前我國還有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劉劍文：需要完善房產的登記制度，在我看來，遺產稅征收的范圍主要是房產等不動產等。所以關于不動產的登記制度、公示制度、評估制度，這些都是很重要的內容，要掌握詳細信息。
另外，還要解決民眾現在的心理預期問題，這需要我們加強宣傳，幫助他們理解為何要征收遺產稅，而且要向其解釋清楚，遺產稅是個小眾稅，不是大眾稅，是對極少數人征收，以減少征收阻力。
白景明：目前我國的個人住房，個人擁有的只是一定年限內的使用權，沒有土地和建筑物的所有權，嚴格來講，這種使用權在遺產稅法上不能定性為可傳承遺產，因而也無法課稅。如把個人住房納入遺產稅課稅范圍，如何界定清楚房屋價值和課稅時限就成為一個難題。
再如個人貨幣資產，發達經濟體內個人貨幣資產的持有存在嚴格的認定程序，而且私人之間利益權屬務必清晰的理念根深蒂固，即便是配偶和直系親屬之間財產劃分邊界也非常清楚，而在中國則不然。這不僅使應稅遺產無法確認，而且連遺產都難以識別清楚。
稅率如何敲定？
記者：遺產稅的起征點應該是多少？稅率如何敲定，該如何征收？
劉劍文：我個人認為，起征點是否確定在500萬以上，甚至可能更多。稅率方面，國外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累進稅率，一種是比例稅率，現在很多都比較傾向于比例稅率。像我國臺灣地區，它在2009年由過去的累進稅率，統一降為比例稅率，從50％降到10％，稅負的降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征收方式上，有列舉主義與概括主義。概括主義，就是指用概念來講這個問題，可能所有的只要是屬于被繼承人的財產，全部都在征稅范圍內。列舉主義呢，被列舉出的屬于征收范圍內，沒有列舉的不征稅。比如規定現在被繼承人，死亡以后的哪些財產要征稅，這就有一個限定問題與舉證問題，你如何鑒定這個財產就是被繼承人的。
若中國將來開征遺產稅，我比較傾向于采取法律上列舉主義的方式，還是應該通過以不動產為主的這種方式。其他的也涉及股權等，但這又涉及一個評估的問題。
白景明：我個人認為，假如中國條件具備后征收遺產稅的話，也應該本著“窄稅基低稅率”的原則征收。
在起征點上，我們應該堅持適度從高原則，只有如此，才可穩定民眾的制度變革預期，確保遺產稅制可操作。
但具體的數值現在還無法敲定，因為確定這個數值還受價格、財產數量等因素影響。
我剛才提到的窄稅基低稅率，目的也在于保護中低收入階層。國際經驗上，對于超過一定規模的遺產，可以采取累進稅率征收，來緩解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
富人移民為了避稅？
記者：遺產稅一旦征收，如何避免富人避稅，或者財富外流？
劉劍文：逃避遺產稅的情況是有的，但富人移民到境外，多考慮的不是逃稅問題，而是考慮生活環境與經營環境。因為，即便移民到其他國家，現在很多國家也有征收遺產稅，所以，不能認為富人都是為了逃避遺產稅而移民。
要讓企業家等高收入群體正確認識遺產稅問題，其實更多的應該是靠國家改善投資環境，健全企業生產經營的法律環境。只要我國經濟仍能長期持續地發展，為了爭食這塊巨大的經濟蛋糕，絕大多數企業家并不會僅僅因為遺產稅問題，就放棄在中國的發展機會而轉移資產到國外。
對非法轉移資產，可通過我國與相關國家的雙邊合作協定，共同加以查處。從國外經驗而言，韓國的減輕稅負、簡化稅制的的做法，值得我國考慮借鑒。
白景明：從國際經驗來看，富人確實在繳納遺產稅方面，會有規避納稅和減少納稅的心理。西方國家中的有些富人為規避遺產課稅，就將財產進行贈與，國外為防止出現這種情況，就對遺產和贈與同時征收。
但如果不建立相關登記制度，財產贈與課稅就無法操作。建立財產贈與登記制度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需要進一步完善個人財產管理信息系統、個人信用體系、個人行為信息管理體系。應先著手多層次配套制度體系建設，然后再推出遺產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