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定》認為，要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決定》指出，國有企業屬于全民所有，是推進國家現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國有企業總體上已經同市場經濟相融合，必須適應市朝、國際化新形勢，以規范經營決策、資產保值增值、公平參與競爭、提高企業效率、增強企業活力、承擔社會責任為重點，進一步深化國有企業改革。

　　如何解讀《決定》中多次提到的“公平”一詞，如何看待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和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等問題，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了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李佐軍。

　　營造公平社會最重要的是優化權利配置

　　記者：《決定》中多次提到“公平”一詞，如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等。你如何解讀這一現象，這是否預示著改革走向？

　　李佐軍：過去35年的改革開放，改革的重心主要在強調提高效率，當然近年來也越來越強調公平，但十八屆三中全會更加強調了公平，突出了公平的重要性。《決定》中許多重要的改革都突出了這一點，如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a國家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和合法利益，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依法監管各種所有制經濟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維護農民生產要素權益，保障農民工同工同酬，保障農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健全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體系，構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擴大優質教育資源覆蓋面的有效機制，逐步縮小區域、城鄉、校際差距；統籌城鄉義務教育資源均衡配置，實行公辦學校標準化建設和校長教師交流輪崗，不設重點學校重點班，破解擇校難題，等等。

　　之所以現在更加突出公平，主要是因為改革開放35年來，我國已經積累了很多的問題和矛盾，像國企與民企之間、城市與農村之間、社會各個階層之間、不同行業之間均有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和矛盾。

　　要想營造公平社會，最重要的是優化權利配置，改革就是改制度，而制度是不同主體之間責、權、利的安排，十八屆三中全會的重點正是如此，即公平配置各主體的權利。

　　在社保需要和國企的承受力之間找到平衡點

　　記者：《決定》指出要劃轉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但并沒有指出多大比例用來充實社會保障基金。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多少合適？

　　李佐軍：將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會保障基金的問題最近幾年來一直都在討論，但一直沒有落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予以提出，這是一個巨大的進步。但是我們也要看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只是提出了一個原則性的方向，不可能把所有問題都規定得很具體，在未來的改革方案中可能會提到具體比例，具體比例只能根據實際情況予以確定。

　　確定具體比例要根據社保需要、國有企業的承受力來確定，在二者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而且這也是一個博弈的過程，我們需要穩步推進改革，必須讓各個方面逐步適應改革力度和進程。《決定》提出將國企利潤的一部分投入到社會保障基金，這也是一項重要的改革，但到底投多大比例則需要逐步探索。

　　所有權改革可能是國企改革的一個突破口

　　記者：《決定》指出要建立長效激勵約束機制，強化國有企業經營投資責任追究。探索推進國有企業財務預算等重大信息公開。有學者指出，改革需要多個突破口，一個不夠。而最有效的一個切入點是國企的透明度問題。如何評價“把國企的透明度問題當作改革突破點”的觀點？

　　李佐軍：關于改革的突破口，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已提到了多個方面，如經濟體制改革中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等都是重要的改革突破口。至于增加國企的透明度問題只是國企改革中完善公司治理制度中的一個具體舉措，很難說是一個最有效的切入點。

　　在國企改革中若硬要找出一個突破口，更重要的可能是所有權改革問題，《決定》中提到的國企與民企擁有同等權利、發展混合所有制等就屬于這一層面的問題。當然，我這么說也不是說國企的透明度問題不重要，在新的形勢下，加大對國有企業的監管也十分必要。但我們不能只停留在找突破口上，更重要的是要全面深化改革，解決改革的“短板”問題。

　　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是一個漸進的過程

　　中國經濟時報：香港經濟大學教授丁學良認為，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類似企業上繳國庫利潤最高達70％。《決定》指出要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2020年提到30％。收益上繳提到30％比當前10％是提高了不少，為什么不是更多一點？

　　李佐軍：30％較10％已經有重大進步，這個問題涉及到利益調整，只能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考慮到國企的承受力和改革的整體環境。距離2020年只有7年的時間，在這7年當中，把收益上繳提到30％已經是一個較大的比例。當然，根據國企的性質，30％的上繳比例還是不夠的，7年后可能會根據各個方面的需要和國企的承受力以及新的形勢等，逐步提高這一比例。要在逐步提高上繳比例的過程中，加快推進一系列相關改革，為進一步提高比例做準備。

　　對于香港經濟大學教授丁學良表示的西方市場經濟國家類似企業上繳國庫利潤最高達70％的觀點，我認為是值得商榷的。丁教授只是籠統地說是西方國家，并沒有指出是哪個國家在哪一年哪個行業國企上繳國庫利潤最高達70％，你不能拿個別國家、個別年份、個別數據來作為總體依據，而且也沒有說明這個國家處于一個什么樣的發展階段，這種現象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所有這些都不明確。

　　另外，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今后的國企并不能單純追求利潤，要更多地時為公益服務。眾所周知，許多公益領域的回報率都比較低，有些甚至是賠錢的，所以，今后提高國企上繳比例還要考慮到這種新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