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需要抓住下一輪全球技術革命的機會，參與潛在的全球技術革命形成的新興行業產業鏈條分工。比如境外掀起新的通信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革命，需要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國家在適用性技術方面進行相應研發。

　　隨著十八屆三中全會勾勒的全面深化改革路線圖逐漸清晰，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長前景也趨于明朗，多位經濟學家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預測，2020年左右中國經濟總量將較2012年翻番。

　　他們同時表示，目前正在推動的經濟結構調整將打亂原有的要素配置模式，未來2年～3年中國經濟可能將忍受暫時低增長的痛楚。但隨著改革的制度紅利釋放、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中國經濟將重新煥發活力。

　　經濟增速前低后高

　　在經歷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后，中國經濟過去依賴出口和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遇到挑戰，資源大量消耗已挑戰環境承受能力極限、中低端制造業產能過剩以及政府主導的投資效率較低，中國經濟正面臨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

　　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拉動中國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之一的出口需求萎縮，而國內消費需求尚未能承接出口需求萎縮造成的產能過剩。而近年來投資拉動經濟的模式也在遭遇挑戰。

　　“過去地方政府財務狀況良好，政府投資往往吸引大量資本跟進，可以實現杠桿效應，但隨著近年來政府負債率高企，財務堪憂，政府投資的杠桿效應在減弱。”廣東金融學院院長陸磊稱。

　　海通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表示，中國經濟存在嚴重的結構失衡問題，表現為投資過剩和需求不足、城市繁榮和農村凋敝、高增長與高污染、高稅收高房價和低福利等一系列反差，這些失衡已經到了不解決就要影響經濟和社會穩定的地步。

　　隨著我國推動要素價格市朝，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導向作用，將能逐步減少因要素定價過低、低效使用導致的高投資和高污染。與此同時，金融改革的深化將革除國有、政府等部門占用過多金融資源的弊端。

　　陸磊認為，“經濟、金融的結構固化是中國經濟目前存在的最大問題，政府部門、國企投資效率低、回報率低，卻占用過多金融資源。而實體企業融資成本過高、創新風險較大。只有逐漸打破固化的結構、才能重新釋放活力”。

　　由于經濟結構調整的過程將打亂原有的生產要素配置模式，未來兩年或三年時間里經濟增速低增長的可能較大。“改革需要時間和成本，2年～3年的調整期很正常。”陸磊稱。

　　消費將成經濟增長新引擎

　　據中銀國際證券研究部主管程漫江測算，2000年～2012年中國名義投資年均增速達18％，而名義消費增速只有12.7％。特別是2008年以來，結構失衡加劇，2012年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GDP比重下降至49.2％，投資則提高至48.1％。

　　未來出口將很難回到2008年金融危機前的水平。出口占GDP比例將保持穩定，主要是投資和消費的比例出現變化，消費的比例將逐漸上升。

　　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出，2020年國有資本收益上繳公共財政比例將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這些讓老百姓分享改革成果的措施有助于提升老百姓消費能力和消費意愿。政府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后，居民高儲蓄率就可以逐步降下來轉化為消費。”陸磊說。

　　李迅雷說，“事實上，低成本勞動力也在逐漸轉變為創造者、消費者，對產能的吸納能力在逐漸提高。中國消費者物質需求特別是注行在過去十幾年里已經得到大幅度提升，未來增長空間可觀，而基礎設施建設最快的時候已經過去，使得投資的增長再也難以比過去十年更高”。

　　據了解，農業、工業、服務業對應的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按照發達國家的發展軌跡，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完成，服務業的占比將逐漸提高。發達國家服務業占比可達到60％以上，美國甚至達到80％，但中國2012年服務業在GDP中占比只有44.6％。

　　陸磊認為，考慮到中國存在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的特點，未來一段時間內，東部的低端制造業將逐步向中西部低勞動力成本的地區轉移，中國的制造業還有繼續擴張的空間。這一點與日韓等規模較小的國家完成工業化后服務業占比大幅提高的情形不同。

　　目前正在推進的改革措施或將推動服務業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報告提到將完善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的機制。“過去要素價格被人為壓低以促進投資，這是導致經濟結構失衡的一個主要方面。未來要素價格將以更加市朝的方式提供給最有效率的使用者。”李迅雷說，“在制造業產能總體過剩的情況下，最有空間、最有效率的領域將是第三產業。第三產業曾經因為廣泛的管制而拒民資于門外，如果管制和壟斷放松，民間資金涌入第三產業將改善服務業供給。”

　　新興產業將逐步崛起

　　隨著人口紅利耗勁環境超負荷，中國經濟已經到了發展的十字路口，如何實現產業升級、提升中國在全球產業價值鏈的地位，成為中國經濟面臨的重要課題。

　　“中國需要抓住下一輪全球技術革命的機會，參與潛在的全球技術革命形成的新興行業產業鏈條的分工。比如境外掀起新的通信技術、新材料、生物技術革命延長人的壽命，需要中國這樣的制造業國家在適用性技術方面進行相應研發。”陸磊表示。

　　陸磊認為，一旦中國經濟結構調整見成效，制度紅利釋放、新的經濟增長點出現，未來經濟增速達到9％的高增長水平也不是沒有可能。

　　深化改革解增長之憂

　　瑞銀證券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表示，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和經濟增速進入中高速增長期，未來10年中國可能會面臨各類挑戰，化解這些挑戰和問題的辦法唯有深化改革。

　　汪濤認為，前幾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背后，其實是在追趕發達國家，從制造業、大型工業，到金融業都在效仿歐美。但是，一旦這種追趕與被追趕者沒什么差距時，要繼續前進與否就完全取決于趕超者自身的突破。“所以說，未來10年中國經濟是否還能高速增長，就取決于中國企業和產業的創新能力。”

　　汪濤預計，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除了經濟增長速度會放慢外，未來10年中國還會面臨很多挑戰，比如經濟發展出現大起大落，城鄉差距、東西部差距、社會貧富差距進一步擴大，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下降，金融系統潛在風險點引爆等。

　　任何一個問題如果化解不好，都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影響社會發展。而化解這些問題，在汪濤看來，除了依賴政府的改革，在改革中逐步化解外，沒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汪濤認為，在眾多風險因素中，10年內最有可能引爆的是房地產。中國房地產市場現在已有非常大的泡沫，尤其是一些三、四線城市，到處在造新城蓋房子，而且空置率較高，地方政府嚴重依賴出讓土地來維持財政支出。

　　她說，解決的辦法當然有，就是在改革中改變?，F在還有很大的改正機會，畢竟房地產發展尚未達到最壞的地步，只要調整得當，中國房地產還是可以健康穩定發展。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未來10年我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克服中等收入陷阱。”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黃益平接受證券時報記者時表示。

　　黃益平表示，中國經濟長期增長模式有兩個特點，即高增長和嚴重的結構失衡，而這是不可持續的，未來經濟將從奇跡走向常規，增長軌跡將呈現L型下行趨勢。

　　對于未來10年中國經濟增速的預測，不少研究機構預測值在6％～8％之間，黃益平對此表示認同。“這將是整體趨勢，如果經濟增長本身的周期性變得越來越強的話，中國經濟單季的增速甚至可能低于6％。”他說。

　　“這并非唱衰中國經濟，中國經濟增長的周期將會越來越明顯，加上一些必要的調整，經濟增速在短期內出現周期性下行很難避免。而這是健康的過程，這就好比人感冒也是免疫力增強的過程。”他說。

　　在過去30年里，中國已從一個人均不足300美元的低收入國家發展到一個中等收入水平的國家。在取得如此成就的同時，中國也面臨著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

　　“我們未來10年可能碰到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其實在亞洲有很多這樣的國家，馬來西亞、泰國和菲律賓40多年一直都處于中等收入國家階段。”黃益平表示。

　　世界銀行在調查中發現，過去半個多世紀，有80個經濟體都曾處于中等收入階段，但只有13個經濟體走入了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

　　他進一步表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實現可持續增長。能否實現可持續增長關鍵在于產業升級，而產業升級的核心是技術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