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基本面看，可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階段考察人民幣匯率是否達到均衡水平。首先，從短期看，起主要作用的是利率平價。由于人民幣和美元之間存在利差，國際資本會從美元市場拆借資金流入我國，造成人民幣在市場上供不應求，從而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事實上，去年以來，一些套利資金通過貿易渠道和資本項目渠道跨境游走，擠壓央行貨幣政策騰挪空間。對我國來說，為匯率犧牲利率不足取。因此，在保持一定的利率水平、對人民幣匯率浮動實施有效控制、遏制熱錢三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此時出現人民幣匯率下跌，雖與貨幣市場短期供求背道而馳，但可在有效擊退套利資金同時，保持利率平穩。

　　其次，從中期看，衡量人民幣匯率均衡水平可參考購買力平價(PPP)和國際收支。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05年至2012年，我國PPP分別為1美元等于3.45、3.47、3.64、3.85、3.80、4.00、4.23、4.23元人民幣，分別相當于當年平均匯率水平的42%、44.3%、49.4%、56.3%、55.6%、60.1%、66.8%、67.2%。除2009年外，PPP在其余年份均呈上升態勢。盡管2013年數據尚未公布，但PPP繼續上升是大概率事件。這也說明，盡管從PPP角度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仍存在一定低估，但繼續升值空間已越來越小。

　　國際收支更能說明這個問題。一般認為，可持續的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應不高于3%至4%。2007年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約為10%，這意味著當時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可能顯著低于均衡水平。在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我國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呈連年下降態勢，其中，2010年回落至4%，2011年降至2.8%，2012年進一步降至2.6%，2013年更是降至2.1%，創下9年來新低。這表明，從外部均衡角度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可能已接近均衡水平。從央行多次表態可以推斷，國際收支平衡是其認為人民幣匯率接近均衡水平、可實現雙向波動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從長期看，根據“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決定一國匯率的因素是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增速更高國家的貨幣會出現實際匯率升值。從長期看，決定人民幣對美元是否持續升值主要因素是中美勞動生產率的比較情況。數據顯示，2010年至2013年，我國勞動生產率同比增速分別為10.05%、8.87%、7.23%和7.28%。事實上，經過三十多年快速發展，我國社會老齡化階段提前到來，人口紅利已漸告結束，粗放式增長模式和環境制約，都決定勞動生產率已邊際遞減。

　　反觀美國，在次貸危機后，美國勞動生產率增速下滑，在某些季度還出現負增長情況。即便如此，美國勞動生產率仍在全球處于領先地位。隨著新一輪技術革命迅速到來，就業人口下降，美國勞動生產率近期出現加快跡象。因此，從勞動生產率角度看，假如我國不能通過經濟結構調整實現“彎道超車”，人民幣對美元的長期升值空間將十分有限。

　　無論從短期、中期和長期看，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很可能已接近均衡水平。認為人民幣在近期貶值后會繼續單邊升值的觀點恐怕會落空。在當前匯率水平附近，人民幣雙向浮動將成常態，單邊升值節奏將被打破。當然，通過央行主導的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只是第一步，在即期和遠期結售匯頭寸趨于平衡后，應引入有規則的人民幣匯率區間浮動機制，擴大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在上下限內放手由市場定價，干預措施應更加透明，讓人民幣真正實現市場化的雙向波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