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兩年經濟增長速度低于8%的客觀事實說明，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增長階段。從經濟規律和各國經驗來看，發展中經濟體在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階段轉入中速增長階段后，都會遇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歷史性難題。這是一條別無選擇的必由之路，是一個艱難的持續爬坡的過程，是挑戰，更是機遇。能否順利實現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打造出新的持續增長動力和比較競爭優勢，決定其能否最終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高收入社會。

　　從理論上講，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是資本、勞動力、土地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從低附加值、低效率和高消耗的生產部門或產業鏈環節(如產能嚴重過剩和環境污染大的行業)退出，繼而導入到高附加值、高效率、低消耗的生產部門或產業鏈環節(如先進制造業和高端生產性服務業)的過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生產要素在不同部門和環節之間的流動與重組，主要依靠市場競爭和價格機制來實現。通俗地講，就是哪里能提供更高、更持久的經濟收益，生產要素就會向哪里聚集。

　　但是在實現生活中，市場機制在引導生產要素的進與退時，并不會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順暢和高效，經常會面臨該進的進不去(如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普遍面臨的商業化應用緩慢問題)，該退的卻退不出(如一些傳統產業面臨產能嚴重過剩問題)的兩難困境。究其原因，既有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信息不完全、專利壁壘、不完全競爭等，也有制度性因素(如市場準入障礙、市場分割、要素價格扭曲等)。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要更好地發揮其積極有效的作用，讓生產要素在結構升級轉換過程中愿意進就能夠進去，愿意退也能夠退出。正如李克強總理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講的那樣，進，要更加積極有為；退，要更加主動有序。關鍵在于深化改革，讓市場發揮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同時，政府也要發揮好積極作用。

　　做強做優增量，打造中國工業升級版

　　對于如何進，我們認為大體上可以從做強增量和做優存量兩個方向上做文章，以期達到雙輪驅動的效果。

　　做強增量，需要從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國家要大力推動制造業朝信息化、智能化、綠色化和服務化方向升級。特別是要加快新一代移動通信裝備、智能制造、3D打印、智能電網、工業機器人、新材料、新能源汽車等新技術或新領域的商業化應用，以商業化應用來引導市場需求和戰略投資，以搭建創新平臺和營造創業環境來塑造全新的高端產業鏈，幫助新興產業盡快度過初創瓶頸期，進入規模收益遞增的高速成長階段。這實際上也是我國制造業應對要素成本上漲、人口紅利逐漸弱化和資源環境挑戰，搶占未來國際競爭制高點，打造工業升級版的根本出路。

　　另一方面，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空間巨大。從全球范圍來看，大力發展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正成為發達經濟體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構筑未來經濟增長的新戰略支點。去年我國服務業增加值比重首次超過第二產業，達到46.1%，標志著中國經濟在進入工業化中期向后期過渡階段以后、產業結構升級面臨新的形勢。盡管如此，從第三產業內部結構來看，生活服務業比重還比較大，生產性服務業相對滯后，這也意味著生產性服務業存在著巨大的成長空間。我們一定要抓住這一輪新技術革命帶來的契機，大力發展文化創意、金融服務、研發設計、軟件開發、大數據、云計算、系統集成、信息服務、電子商務、現代物流、后臺服務、節能服務、生態恢復、職業培訓等高端生產性服務業，打造、延伸和整合產業鏈，推動生產性服務業走上發展快車道。

　　以信息化和管理創新為手段改造提升傳統產業

　　做優存量，核心內容是充分利用當代信息技術手段，促進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加快傳統產業的升級改造，使傳統產業重新煥發生機和活力。

　　近年來，我國勞動密集型的傳統比較優勢產業正面臨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不斷上漲、外部市場需求不振和周邊國家替代性競爭等諸多不利因素，處在關鍵的十字路口上。對此，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傳統產業未必就是夕陽產業，只要能夠保持持續不斷的創新能力，傳統產業依然可以煥發青春。在這方面，發達經濟體既有成功經驗，也有慘痛的教訓。例如，德國的裝備制造業之所以長盛不衰，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持續不斷的內生型創新能力。而反觀諾基亞、索尼、夏普等傳統電子強企近年來步履蹣跚，繼而被蘋果、三星等后來者遠遠甩在身后，創新能力的日漸衰落是重要敗因。

　　傳統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一方面要依靠信息化和工業化的深度融合，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成果，加快企業技術改造，運用集成度和智能化程度更高的資本設備來改造傳統制造工藝，實現硬件的提升。另一方面更要依靠管理創新和組織創新來實現，這也是企業軟實力的集中體現。相對于硬件升級來說，軟件升級要困難得多，因為它是用錢買不來的，是企業軟實力的集中體現。今天，我們國內許多制造企業擁有連跨國公司都羨慕的先進設備和寬敞明亮的現代化廠房，但是我國令世界認可、推崇的名牌產品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原因正在于此。購買技術和設備相對容易，培植管理創新的土壤和空氣卻難得多。

　　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化解產能過剩矛盾

　　部分行業產能過剩是困擾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健康發展的一個突出矛盾。盡管國際上并不存在關于全球產能過剩的確切官方數據，在理論上也并不存在一個被廣泛認可的規范定義和度量標準，但是已有的一些實證研究表明，產能過剩問題已經長期困擾著世界經濟。在本世紀之初，全球鋼鐵行業產能過剩近20%，汽車業最多時產能過剩近30%。近些年來全球產能過剩現象已經由鋼鐵、汽車等傳統制造業向電子信息、通信等新興制造業部門蔓延。這種狀況隨著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復蘇乏力和各國政府出臺過多投資刺激計劃而呈現惡化趨勢。

　　我國部分行業(主要是鋼鐵、水泥、電解鋁、平板玻璃等資源密集型和排放密集型行業)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投資者信息不充分和非理性預期的原因，也有一些地方政府在GDP崇拜和盲目追求政績的背景下過度干預市場，使得市場機制的優勝劣汰功能受阻的因素。

　　現階段化解產能過剩矛盾，應該多管齊下，多措并舉。除了發揮必不可少的行政手段外(如堅決清理地方政府各種顯性和隱性的不合理優惠政策)，更要強化環保、能耗、技術等標準，加強事中和事后監管，同時，要發揮財政、稅收、金融、信息服務、中介組織等作用，打好化解產能過剩的組合拳。在此過程中，要注意處理好化解產能過剩與房地產宏觀調控之間的關系，因為上述生產能力嚴重過剩的典型行業，大部分都與房地產業緊密相關。而后者又關系到地方經濟、財政收入和就業等敏感問題。

　　化解產能過剩問題，還應該與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掛起鉤來，要為民間投資實體經濟提供便捷通道，實現堵與疏的結合。

　　以產業技術創新支撐和引領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無論是做強增量，還是做優存量，抑或是化解產能過剩矛盾，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就是提高產業持續創新能力。

　　技術創新是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持久動力和源泉。根據邁克爾·波特的國家競爭力理論，一國經濟增長和競爭力形成，都要經歷從要素驅動到投資驅動，進而到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的發展階段。當前，我國經濟總體上處于從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換的關鍵時期，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等高級生產要素成為產業增長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驅動力。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其2011年的一項新研究成果——《增長新要素源泉：無形資產》中，明確提出包括研究與發展、員工技能、軟件、設計和營銷在內的無形資產是經濟增長的新要素源泉，并通過研究表明OECD成員國正在不斷增大無形資產的投資強度。特別是在新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加快發展的形勢下，土地、勞動力等初級要素的重要性下降，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不斷提高。

　　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需要制定和實施新要素驅動戰略，推動在初級生產要素基礎上形成的傳統比較優勢，向在高級新生產要素基礎上形成的新競爭優勢的歷史性轉變。

　　一方面要健全創新的倒逼機制，真正形成促使企業創新的動力和壓力，鼓勵企業設立研發機構，加大研發投入，完善產學研合作機制；另一方面要加大政府對基礎研究、前沿技術、社會公益技術、重大共性關鍵技術的投入，健全公共科技服務平臺，完善科技重大專項實施機制。

　　人才是技術創新的核心要素。人才隊伍建設必須兩手同時抓。一方面，國家要加強研發設計、品牌建設、優質服務及商業模式創新等領域的高級人才隊伍培養，特別要培育能夠適應現代產業發展要求，精通國內外市場、熟悉國際標準和貿易規則、懂得管理的創新型和復合型人才。另一方面，國家在政策上也要重視職業教育和職業培訓，讓那些能夠操控現代智能裝備、擁有精益思想和現場持續改進思想的產業技術工人源源不斷地涌現。

　　技術創新過程中，制度是關鍵。要充分發揮市場在創新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重視創新激勵的長效機制，建立統一公平的生產要素市場，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運用，構建有利于高端人才、技術創新、研發設計、知識產權、品牌、商業模式等高級生產要素培育和成長的良好平臺。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也是我國經濟提質增效升級的關鍵一年。我們有信心也有辦法打好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場攻堅戰，為經濟發展提質增效升級夯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