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世界銀行不同的統計口徑也表明，中國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的確存在明顯的不同，突出的表現就是發達國家國民總收入(GNI)超過國內生產總值，但中國則相反，世行的數據顯示，中國GNI統計規模比GDP口徑的經濟規模要低6.25%。

　　GNI比 GDP低6.25%

　　據世界銀行統計的2012年多國GDP數據，美國為15.68萬億美元，中國8.227萬億美元，日本5.963萬億美元，德國3.4萬億美元，法國2.608萬億美元，英國為2.440萬億美元。

　　而同期的GNI數據則與上述GDP數據存在明顯差異：世行2012年的GNI數據(Atlas統計方式)顯示，2012年排名前六位的分別是美國16.43萬億美元，中國7.731萬億美元，日本6.106萬億美元，德國3.624萬億美元，法國2.742萬億美元，英國2.448萬億美元。

　　也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的GNI普遍高于GDP，而中國則恰恰相反，數據顯示中國的GNI比GDP少了6.25%。

　　原北京市經委主任閆承宗對此表示，一般本國有大量在海外經營的跨國公司的國家，其GNI就會高于GDP，原因是每年跨國公司都從海外匯回相當的收益；而反之如果是一個很開放的經濟體，有很多跨國公司在該國經營，則GDP就會高于GNI。

　　根據世行的統計數據，中國、新加坡都是典型的GDP高于GNI的國家，而這些國家基本都是擁有大量海外直接投資(FDI)投入的國家。

　　中國長期位于全球FDI流入國前列，ODI流出規模相對較小。且FDI和ODI的收益率平均差值高達20%左右，持續的投資收益項目逆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中國GDP數據忽略的東西。

　　盡管GNI已經反映了GDP統計口徑導致中國經濟規模存在虛高的現象，但與國民總產值(GNP)相比，GNI與GDP之間的不同(gap)相對還是較小的，如果使用GNP，中國經濟規模的虛高現象就更明顯。

　　有學者在2012年曾經計算過一個數字，認為2010～2012期間，FDI(包括外資企業和合資企業)對中國GDP的貢獻率大概在30%～40%之間，并借此推算的，如果計算GNP而不是GNI，中國的GDP應該再減少35%。

　　如果上述學者的計算是正確的，也即是2012年中國的GNP規模大概是5.3萬億美元。

　　但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則援引其曾經的測算對記者表示，中國的GNP比GDP低10%以內是可能的，但不可能低35%。

　　GNP下的日本

　　與中國不同，西方主要國家則呈現GDP統計低估其國民財富的現象，目前最顯著的被認為是日本。

　　自從中國GDP數據超過日本之后，有學者指出，日本是低估了它的經濟規模，原因是按照日本的統計口徑，日本公司海外子公司在計算產值時并不與其母公司并表，因此也就人為地壓低了，加上日本自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日元被迫大幅升值之后經濟重心就開始逐漸向海外轉移，從追求GDP轉向了GNP。

　　日本問題專家唐淳風在2011年中國GDP剛剛超過日本時就曾經撰文指出，日本的GDP在其經濟總量中占比不足40%，在國內GDP保持增長的同時，日本海外經濟的增長速度驚人。

　　根據唐淳風的統計，1983年～2007年期間，日本的海外總資產由2720億美元增加到54025億美元，增長近20倍；海外純資產由373億美元增加到22143億美元，增長近60倍；外匯儲備由244億美元增加到9733億美元，增長近40倍。其海外經濟的規模相當于國內經濟的1.58倍。

　　以最著名的日本汽車巨頭豐田和本田為例，截至2013年3月的2012財年，豐田在全球的汽車產量為743.5萬輛，其中海外生產基地生產總額為349.5萬輛，占比為47%。值得注意的是，豐田在海外的分公司以及合資公司并不計入日本GDP計算；類似的情況在本田也很正常。

　　同時，與中國相反，日本市場相對封閉，21世紀初，日本才逐漸放松FDI在日本的某些投資條款，逐漸放松對FDI的限制，但流入日本的FDI仍然規模有限，截至2010年的數據顯示，日本的FDI累計存量不足5000億美元，而2012年日本一年的ODI流量就超過1200億美元。

　　導致日本海外資產快速增長的原因是多重的；廣場協議以來，日元大幅升值，之后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十年”，國內經濟持續萎靡，同時國內儲蓄率持續高于50%，資金富裕程度遠超歐美，國內老齡化加速，市場份額縮減，而同時能耗成本過高，上述幾重原因引發了日本的三次海外投資熱潮。

　　按照日本政策初衷，隨著安倍經濟學大舉貶值日元，將迫使部分企業回歸國內市場，從而帶動國內就業和經濟增長，盡管日本GNP大幅超過國內GDP的情況將會逐漸有所改善，但鑒于日本國內外勞動力成本的差距以及日本本身的資源稟賦缺陷，日本海外資產大幅超過國內經濟的情況仍將持續。

　　不過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霍德明對本報記者表示，即便果真存在日本GNP大比例超過GDP的情況，也不會出現海外經濟規模超過國內經濟規模1.5倍的情況。

　　“上述統計結論存在問題，是不可能出現的情況。”霍德明曾經計算過多個國家的GNP和GDP情況，他所見過的最極端的例子是在非洲南部的某個國，上述國家出現了海外經濟大比例超過國內經濟的狀況，其發生的原因在于那個國家非常小，而且國民都到南非工作，才產生GNP是GDP1.4倍的情況。

　　呼吁GNP回歸

　　上世紀90年代以來，鑒于GNP的統計比較繁雜，世行等機構以及各個經濟體都已經停止了對GNP的統計，代之以GNI。

　　不過，GNI盡管被稱為國民總收入，但其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國民統計基礎，而是更多地以國家為單位，因此只能有限地反映一國的海外收益的情況，并不能完全清楚地呈現一國國民的財富創造能力。

　　尤其對于中國這樣本國GDP由大量FDI構成的國家而言，GDP或GNI均不足以真實反映經濟能力；而且隨著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持續增加，GNP或許才是更好地反映一國國民財富創造能力的指標。

　　按定義，GNP=GDP+海外凈要素支出，其統計的困難之處在于必須要逐項剔除其他國家企業在本國的投資收入，在統計過程中會有遲滯和數據可得性差的問題，但鑒于其指標性更強的原因，應該嘗試GNP統計回歸。

　　另外，按照霍德明的說法，GDP本身作為一個產出概念雖然在西方國家可以等同收入，但在中國存在30%~40%的缺口，中國的GDP高于收入30%~40%，因此西方用國民總收入(GNI=GDP+海外凈要素收入)來替代GNP的統計口徑就顯得對中國更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