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網站6月18日報道稱，發展中國家要成功進入發達階段，需要采取兩套政策。第一套政策顯而易見，旨在直接改善企業經營環境——給予其所需要的資源，如良好的基礎設施、資金和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

　　第二套政策不易描述，它旨在切實改善社會資本，以使個人和企業能夠高效地使用這些資源。這些改革包括建立富有成效的激勵體制、具有可執行力的強大和高效的法律體系、可高效分配資本的金融體系、限制政治階層和精英階層干涉財富積累過程、禁止權力尋租，以及鼓勵創業和為社會創造經濟價值的能力等。

　　報道認為，這種增加社會資本的自由化改革很可能不受精英階層的歡迎，除非財富或生產力的積累足以讓精英階層在利益分配份額減少的情況下仍可以獲利。

　　中國經濟的長期增長可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首次自由化階段。在20世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北京推動了一系列旨在增加社會資本的自由化改革。這些改革廢除了嚴重束縛中國高效行動能力的法規，讓經濟活動的增長出現井噴，創造了巨大的財富。

　　2、“格申克龍”階段。 中國開始了令人驚訝的第二階段增長，其特點是大量國內資源為投資繁榮提供了資金，促進了基礎設施和能力建設。中國著手推動的一項計劃化解了經濟學家亞歷山 大·格申克龍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提出的限制經濟發展的因素：即儲蓄不足，無法為國內投資需求提供資金；私營部門沒有進行建設性投資而普遍失利。

　　報道稱，盡管所有中國人都從這一財富創造過程中受益，但新的精英階層獲得了更多的利益，這在很大程度是由于為增加存款而對家庭收入增長設限的措施。

　　3、過度投資階段。由統治精英階層主導的投資持續快速增長造成了經濟迅速增長的幻象。然而，由于這種增長是由更加快速的債務增長所支撐的，它最終是不可持續的。

　　4、第二次自由化階段。現在，中國所需要的是第二次自由化改革，促使社會資本大幅增長，從而創造更多生產活動。這些措施必須包括改變法律結構、具有可執行力的商業法律、改變資本定價和分配的方式，以及其他具有激勵機制的因素。

　　報道認為，由于這幾乎必然意味著削弱那些讓精英階層得以權力尋租的政策，這些改革總是很可能遭到強烈抵制，直至債務水平已經高到了緊迫的程度。

　　報道稱，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大多數改革措施是自由化改革，旨在增加社會資本。在最近的案例中——土地改革、戶籍改革、環境保護、利率自由化、資本分配方面的管理改革、市場定價和取消補貼、私有化等——這些改革有效地將財富從政府和精英階層轉向家庭以及中小企業。

　　報道認為，北京必須盡快且有力采取“第二次自由化階段”經濟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著重新回到20世紀80年代的“首次自由化階段”的改革式樣。

　　當然，中國所面臨的問題在于，應在達到其債務承受能力極限前及早展開自由化改革。政府必須在展開改革的同時，應對那些得益于中國生產力增長受限、以及在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失利的群體的激烈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