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財稅體制改革不是政策上的修修補補，更不是揚湯止沸，而是一場關系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深刻變革，是一次立足全局、著眼長遠的制度創新和系統性重構。”財政部部長樓繼偉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說。

　　問：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有沒有明確的路線圖和時間表？

　　答：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圍繞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部署的“改進預算管理制度、完善稅收制度、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三大任務，有序有力有效推進。
 

　　從邏輯看，預算管理制度改革是基儲要先行；收入劃分改革需在相關稅種稅制改革基本完成后進行；而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需要量化指標并形成有共識的方案。整體改革任務重、難度大、時間緊。

　　今明兩年是關鍵。按照中央的部署和要求，預算管理制度改革要取得決定性進展，稅制改革在立法、推進方面取得明顯進展，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要基本達成共識，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財稅體制改革的重點工作和任務，2020年各項改革基本到位，現代財政制度基本建立。

　　問：為何把建立透明預算制度放在預算改革首位？

　　答：預算公開本質上是政府行為的透明，是建設陽光政府、責任政府的需要，也是依法行政、防范財政風險的需要。我們常說，財政收入“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怎么讓群眾能看懂、社會能監督？提高透明度是最有效的途徑。

　　目前，推進預決算公開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下一步圍繞建立透明預算制度，要完善全口徑預算，增強預算的完整性，并推進一般公共財政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和政府性基金預算之間的統籌；進一步細化政府預決算公開內容、擴大部門預決算公開范圍和內容，除涉密信息外，中央和地方所有使用財政資金的部門均應公開本部門預決算。

　　問：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已經啟動，下一步規范地方債管理方向是什么？

　　答：地方政府債券自發自還試點還將繼續擴大，同時要做好兩項基礎性工作。一是推行權責發生制的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即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向社會公開政府家底；二是建立健全考核問責機制，探索建立地方政府信用評級制度，倒逼政府珍惜自己的信譽，自覺規范舉債行為。

　　目前我國政府性債務風險總體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風險隱患。改革總的要求是，疏堵結合，開明渠、堵暗道，加快建立規范合理的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及風險預警機制。

　　問：這次深化改革在清理規范稅收優惠政策方面有些什么考慮？

　　答：今后，除專門的稅收法律、法規外，起草其他法律、法規、發展規劃和區域政策都不得突破國家統一財稅制度、規定稅收優惠政策；未經國務院批準，不能對企業規定財政優惠政策。清理規范各類稅收優惠政策，違反法律法規的一律停止執行；沒有法律法規障礙且具有推廣價值的，盡快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有明確時限的到期停止執行，未明確時限的設定政策終結時間點。建立稅收優惠政策備案審查、定期評估和退出機制，加強考核問責，嚴懲違法違規行為。

　　問：下一步稅制改革的主要任務是什么？

　　答：改革重點鎖定六大稅種，包括增值稅、消費稅、資源稅、環境保護稅、房地產稅、個人所得稅。

　　增值稅改革目標是按照稅收中性原則，建立規范的消費型增值稅制度。下一步營改增范圍將逐步擴大到生活服務業、建筑業、房地產業、金融業等各個領域，“十二五”全面完成營改增改革目標，相應廢止營業稅制度，適時完成增值稅立法。

　　完善消費稅制度。調整征收范圍，優化稅率結構，改進征收環節，增強消費稅的調節功能。

　　加快煤炭資源稅改革。推進資源稅從價計征改革，逐步將資源稅擴展到水流、森林、草原、灘涂等自然生態空間。

　　建立環境保護稅制度。按照重在調控、清費立稅、循序漸進、合理負擔、便利征管的原則，將現行排污收費改為環境保護稅，進一步發揮稅收對生態環境保護的促進作用。

　　加快房地產稅立法并適時推進改革，由人大常委會牽頭，加強調研，立法先行，扎實推進。

　　探索逐步建立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抓緊修訂《稅收征管法》等。

　　問：如何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間財政關系，建立事權與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

　　答：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主要是在保持中央與地方收入格局大體不變的前提下，合理調整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遵循公平、便利、效率等原則，考慮稅種屬性和功能，將收入波動較大、具有較強再分配作用、稅基分布不均衡、稅基流動性較大的稅種劃為中央稅，或中央分成比例多一些；將地方掌握信息比較充分、對本地資源配置影響較大、稅基相對穩定的稅種，劃為地方稅，或地方分成比例多一些。收入劃分調整后，地方形成的財力缺口由中央財政通過稅收返還方式解決。

　　此外，合理劃分各級政府間事權與支出責任，要充分考慮公共事項的受益范圍、信息的復雜性和不對稱性以及地方的自主性、積極性。根據這樣的原則，將國防、外交、國家安全、關系全國統一市場規則和管理的事項集中到中央，減少委托事務，通過統一管理，提高全國公共服務水平和效率；將區域性公共服務明確為地方事權；明確中央與地方共同事權。在明晰事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明確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責任。中央可運用轉移支付機制將部分事權的支出責任委托地方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