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繞控煙話題，一邊是不斷出擊的衛生系統出身的控煙人士，另一邊是專司防守、偶爾反擊的以國家煙草專賣局為代表的煙草系統，雙方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攻防大戰。

　　本報記者 韓瑋 發自上海

　　今年7月9日，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訪華時，敦促中國馬上采取更為嚴格的煙草控制政策，否則，“到2050年中國每年因煙草相關疾病死亡的人數將超過300萬。”

　　此前的6月9日，53位公共衛生和法律領域的專家以及控煙工作者向全國人大法工委遞交了一封題為《為<廣告法>修訂稿中關于煙草廣告條款致人大法工委函》的聯名信。信中呼吁，《廣告法》有關煙草廣告的修訂，必須以全面禁止所有的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為基本原則—這是關系到中華民族和后代健康的原則。

　　而兩個月前，中國煙草學會就《廣告法(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召開了研討會。據煙草系統的官方媒體東方煙草網披露，會上，最高人民法院、北京德恒律師事務所的專家及部分煙草零售客戶代表都指出，煙草企業作為合法的市場經濟主體，依法享有廣告推銷的基本權利，如果全面禁止煙草廣告，將嚴重損害煙草行業依法經營的權利。

　　從2003年簽署《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下稱“《公約》”)至今，中國控煙已走過11年。但圍繞控煙話題，一邊是不斷出擊的衛生系統出身的控煙人士，另一邊是專司防守、偶爾反擊的以國家煙草專賣局為代表的煙草系統，雙方經歷了曠日持久的攻防大戰。

　　控煙派吁禁一切煙草廣告

　　今年6月4日，中國政府網上出現一則消息：當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召開常務會議，討論通過了《廣告法(修訂草案)》(下稱“《草案》”)。據稱，這份《草案》經進一步修改后將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新版《廣告法》最快年內就能出臺。

　　兩天后，新探健康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吳宜群正在中國控制吸煙協會開會。來自衛計委的消息“火急火燎”地傳來—《草案》最后一版的稿子出來了，內容不太理想，而且馬上就要遞交全國人大。部里領導很著急，要求某些單位開會研究。

　　吳宜群也心急起來。接連兩天，這位十多年前從中國預防科學院副院長職位上退下來的“控煙老太太”忙著聯系記者、發布微博話題，以求輿論關注煙草廣告。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當科學家發現煙草危害人體健康之后，各國政府陸續禁止煙草廣告。1987年，我國頒布《廣告管理條例》，開始禁止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發布煙草廣告。

　　直到2013年，《廣告法》的修改才被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當年的立法計劃預備項目。

　　“《廣告法》20年才迎來一次修訂，下次修法不知將是何時。而且，這是中國履行《公約》以后第一次修訂與控煙相關的國家級別的法律，我們特別希望這個法律能夠修得完善一些，能夠體現《公約》的基本精神。”吳宜群對時代周報記者說。

　　今年初，國務院法制辦征求有關方面意見后，會同國家工商總局研究修改，最終形成了《草案(征求意見稿)》。該稿曾在2月21日—3月24日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目前，征求意見稿第20條通過‘列舉法’來確定禁止煙草廣告的范圍。但當代科技日新月異，采用列舉法，永遠不可能列舉(完)所有煙草廣告載體。譬如，目前大量存在的戶外煙草廣告以及500多萬個煙草零售店的促銷廣告都不在禁止之列；而且，煙草業采用的卷煙品吸會、評選會、頒獎會、煙友俱樂部等花樣翻新的廣告、促銷活動也未被《草案》禁止。”中國控制吸煙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許桂華說。

　　煙草業的反擊

　　對于這些衛生及法律專家的建議，煙草界明言反對。

　　其實，自從中國加入《公約》，控煙派與煙草業就在煙草廣告這一問題上存有立場分歧。

　　2006年8月，經濟科學出版社發行了《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對案及對中國煙草影響對策研究》(下稱《雙對》)一書。作為《雙對》資料翻譯組成員，該書作者記錄了一段有關《公約》的談判往事：

　　2004年3月最后一次談判后，中國政府代表團承擔了《公約》中文文本的審核工作。《雙對》課題組所屬的資料翻譯組成員作為國家煙草專賣局參加政府間談判的代表，積極參與了全部審校過程，并對原《公約》中文本存在的一些術語翻譯不恰當問題進行了修改。

　　然而，在今年4月召開的一場研討會上，中國煙草學會邀請的一位外交部專家卻在還原我國參與《公約》談判的情況時表示，當年正是因為考慮到“廣泛禁止”與我國《廣告法》關于煙草廣告的規定基本一致，我國才接受了《公約》。該專家認為，《廣告法》修訂要根據《公約》確立的“廣泛禁止”的立場，做好國內法與國際法之間的銜接。

　　由于立場不同，多年以來，控煙派與煙草業一直明爭暗斗。“連續七八年，幾乎每年‘兩會’都會有代表提交提案，從控煙的角度，建議修改現行《廣告法》。”

　　吳宜群說：“提案上交后，國家工商總局的回復挺好，承諾不僅要修，而且要參照《公約》的實施準則來修。”

　　然而實際情況是，2013年下半年以來，《廣告法》修訂工作提速。“國家煙草專賣局下面設有法制科，這段時間，他們幾乎三天兩頭往部委里跑，使出渾身解數，減少修法可能帶來的不利影響。”一位不愿具名的醫衛學者告訴時代周報記者。

　　控煙須打破“財稅依賴”

　　在吳宜群看來，目前針對煙草廣告的監管存在很多漏洞。比如，企業贊助教育、環保等公益事業本是好事，但煙草業贊助的學校都要標上“煙草希望學校”、“中南海希望小學”之類校名，還要張貼“煙草助你成長”等口號。“這是以贊助之名，行冠名促銷之實。但我國現行法律和《廣告法》修訂草案都沒有加以禁止。”她對此感到無奈。

　　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國現有以煙草或煙草品牌冠名的“希望小學”或“希望學校”不下百余所。

　　“國內外的經驗都表明，如果只是部分禁止煙草廣告，那么，煙草企業肯定會最大程度地涌向未被禁止的領域，而廣告和促銷對青少年的影響極大。”吳宜群說。

　　然而，煙草業卻極力反對全面禁止煙草廣告。在今年4月中國煙草學會舉辦的《廣告法》修訂專題研討會上，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位專家甚至表示，全面禁止煙草廣告與我國批準的《公約》不符，超出了我國在國際上的承諾。實行所謂的全面禁止，隨意增加我國義務，將有損國家利益。

　　中投顧問食品行業研究員向健軍向時代周報記者提供的一組數據，或許能夠解釋“國家利益”的涵義。資料顯示，實施全面煙草廣告禁令的國家，煙草消費量降低近9%，而部分禁止煙草廣告的國家中，消費量僅降低1%。

　　“由此可見，實施全面禁止煙草廣告對降低煙草消費量的效用遠遠高于部分禁止。如果國內全面禁止煙草廣告，對于煙草行業來說將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向健軍表示。

　　事實上，煙草系統過去一直扮演著“現金奶牛”的角色。譬如，今年1月，上海稅收部門首次公布納稅企業百強名單，其中，上海煙草集團2013年的納稅額達到647.3億元，占第二產業稅收的42.38%，位居工業納稅榜首，甚至超過了第2名至第10名的納稅總和。

　　此前，中國疾控中心控煙辦發布的《中國煙草業經濟和財政效益再評估》報告則指出，中央財政對煙草業的依賴性很大，煙草行業中央稅收占中央稅總額的8.32%。就全國平均而言，地方財政對煙草行業的依賴性較小，但由于煙草行業的地域集中性，某些地區，如云南、湖南、貴州等地，地方財政對煙草行業的依賴性極高。

　　“中國的控煙，根子上就是一點，高層領導是否下定決心，革除稅收對煙草的依賴。”一位不愿具名的控煙人士對時代周報記者表示。

　　事實上，行動已經開始。2013年12月，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領導干部帶頭在公共場所禁煙有關事項的通知》。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禁止會場吸煙、不接受煙草贊助和捐贈，不擺放煙具等規定被寫入會議須知。

　　在許桂華看來，中央“禁煙令”是我國控煙進程中一個重大的里程碑事件，意義十分重大。而“兩會”的控煙做法，對全國無煙單位、無煙辦公場所的建設將起到積極推動作用。

　　某種程度上，中央“禁煙令”已對煙草市場尤其是高級煙草市場帶來了一定的沖擊。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煙草制品業實現主營業務收入2709.3億元，相比2013年同期增長4%；實現利潤總額432.2億元，同比減少0.1%。

　　“當前，全球都處于禁煙態勢，國內學者呼吁全面禁止煙草廣告以及中央‘禁煙令’都是國內煙草業面臨的重大挑戰，故而，煙草企業的轉型已經迫在眉睫。”向健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