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降息的邏輯和長期趨勢，有三個問題值得深思。首先，此次降息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年內經濟增速保持7-7.5%問題不大，全年就業目標在9月就已提前完成。因此，降息不是要為GDP和就業“托底”，而是主要針對經濟運行中的風險。一是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帶來的資金鏈斷裂風險。在一定意義上，降息是前期緩解融資難多項舉措未達預期所“逼”出來的。二是食品價格波動和輸入型通縮帶來的實際利率上行風險。同時，降息也是對未來可能的經濟下行壓力做出的預調，這一壓力主要來自于內外需回升的速度慢于預期。

　　其次，降息為什么選在這個時點？目前時點的特別之處有三：一是APEC和G20兩個重磅會議之后，各方對全球經濟前景的認識達成一些共識和默契。二是明年美國即將開啟9年來的首次加息，中國或面臨資金流出風險，尤其是近期美元相對歐元、日元升值過快，未來歐洲和日本進一步寬松預期仍較高，人民幣如果不放慢升值步伐，未來經濟下行壓力將更大。三是盡管在增速放緩的“新常態”下，整體經濟并未“傷筋動骨”，但過剩產能和地方融資平臺承受著“截肢之痛”，一些大企業和地方投資項目面臨資金困境，亟待療傷。

　　再次，降息將帶來怎樣的實際調控效果？一是貸款利率主要是大企業貸款成本有望下降，房地產貸款由于個人放貸的緣故受到的利好明顯。然而，貸款利率上限早已經放開，基準利率在短期內起到窗口指導作用，中長期銀行依然要根據實際資金成本來對貸款利率市場化定價。而中小企業貸款難、融資成本高難以從降息中獲取太大收益，除非利率“一降再降”，徹底改變整個社會的資金供求關系，從而改變真實利率水平，然而代價是大量資金將低成本涌向大企業、過剩產能、僵尸企業。

　　二是銀行的資金成本易升難降?？疾煺笺y行存款最大比重的活期存款(占比三四成以上)利率變動情況，大銀行未變，部分中小銀行“一浮到頂”。在“一浮到頂”情況下，活期利率上升幅度達到9%，其余四個檔次利率升降幅度不大，基本互相抵消，總的來說資金成本應是提高。這種情況下銀行主動“割肉”大幅降低貸款利率并不現實。?

　　因此，當前調控面臨著關鍵的抉擇：是繼續通過不斷調整銀行存貸款利率這一“偽利率錨”，來間接調控社會融資成本，還是打通金融脈絡，通過加快市場化改革步伐、大力發展直接融資來實現高效率的“降息”？是冒著傳統投資驅動的風險繼續進行貨幣放水，還是提高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提高勞動生產率來實現中高速增長？前面的路無疑更容易，但長期看成本較高。

　　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很多特征，其中經濟增速放緩是公認的。這一放緩的根本原因是中國經濟發展到現在規模，投資回報邊際遞減，建立在模仿和學習基礎上的后發追趕優勢逐漸削弱。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連年下降，目前已經降至15.9%，但經濟體整體實際并不缺錢，M2連續保持在13%以上，遠高于GDP與CPI之和。在投資消化不了過多貨幣的情況下，一味寬松和刺激，必然會產生寬松“后遺癥”。

　　經濟增速放緩會一直持續下去嗎？有一些觀點認為會，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會不斷下滑并最終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要出臺政策去不斷刺激經濟。應該看到，經濟增長從根本上是由勞動生產率提高帶來的，中國要突破增長瓶頸、獲得長期增長潛力，只有依靠科技進步和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

　　宏觀調控在目前要做的是一方面進行經濟“托底”，避免“脫軌”影響改革和創新的開展，另一方面是不斷解放生產力，大力鼓勵創新創業創造。在這方面，政策松綁的空間很大。

　　例如，金融改革要建立完整的體系，以金融價格來擔當科技創新行業和企業的“指揮棒”，保證極少數的優秀企業最終能夠脫穎而出。社會保障體系要建立有利于支持創新創業的“兜底網”，保證大多數的創新創業“試錯”后能夠公平而有效率地退出。教育、人力資源體系要作培養和發現真正的創新人才的“搖籃”，支持人力資源自由流動，支付反映其市場價值的對價。其他資源價格、行業準入也要走向市場化，打破壟斷，拆除“玻璃門”。財稅政策要與之相協調，不僅把錢花到真正該花的地方，還要集合資金建立起能夠長期支持創新的“錢包”。政府監管、行政職能轉變更要走在前頭，自斷“手臂”，還市場之手。

　　試問，這些系統性工作豈是數次降息能夠代替？以貨幣放水、全面刺激代替結構調整、深化改革的努力不可取、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