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2日，國務院對外宣布，已批復同意國開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并明確將國開行定位為“開發性金融機構”，界于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之間。

　　早在2014年8月，騰訊財經已報道，中央高層對國開行改革已達成共識。在業務上，國開行將體現國家政策意圖和戰略，民生保障和保證“穩增長”雙管齊下；在內部運作上，國開行將遵循商業化原則，即嚴格做好風險控制，流動性、安全性、盈利性經營管理等。

　　或引入新股東補充資本金

　　一位曾參與討論國開行改革方案的學者對騰訊財經透露，國開行此輪改革從2013年就悄然開啟，并提出解決債信、搭建集團架構、推進立法的改革“三步走”路線圖。

　　盡管該行對于此輪改革一直保持低調，但2014年6月該行獲批成立“住宅金融事業部”，以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卻釋放了該行從商業性業務回歸的信號。

　　2015年4月12日，國務院正式對外宣布，已批復同意國開行等三家政策性銀行改革方案，并明確國開行將定位為開發性金融機構，界于商業銀行和政策性銀行之間。根據改革方案，國開行將通過深化改革，合理界定其業務范圍，完善組織架構和治理結構，明確資金來源支持政策，合理補充資本金，強化資本約束機制，加強內部管控和外部監管，依托信用支持、市場運作、保本微利的優勢，完善開發性金融運作模式。

　　早在3月28日博鰲亞洲論壇期間，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已透露此消息。胡懷邦解釋，開發性金融機構是以商業化的方式，來實現國家和地區的發展目標。

　　具體而言，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宗旨與政策性銀行一致，均是服務于國家發展戰略，以國家信用為依托，以資金運用保本微利為原則。另一方面，開發性金融機構又以市場化為基本運作模式，以建設市場、信用、制度為核心原理，這與商業銀行有共同之處。

　　胡懷邦強調，開發性金融機構要實現可持續性，就需要有財務的可平衡性。因此，國開行在項目的選擇上，除了要符合國家或地區的發展目標，還會遵循商業化的運作，堅持“保本微利”的原則。

　　值得注意的是，一名接近國開行的消息人士對騰訊財經透露，國開行下一步或引入來自政府部門的新股東，并相應調整董事會。截至2013年末，財政部、中央匯金公司及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分別持有國開行50.18%、47.63%及2.19%的股份。

　　對此，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專家徐洪才表示，若國開行要做到方案中所說的“合理補充資本金”，那么必須增加股東，建立動態的資本金補充機制。“主要是向一些機構定向增發新股，如現有的股東之一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又如中西部等地方社保基金，因為國家的一帶一路戰略建設，地方政府需要和國開行合作。另外大型的國有企業也可以考慮。”

　　徐洪才認為，一旦股東進行調整，該行董事會格局也會相應進行調整。騰訊財經了解到，目前國開行董事會成員共有13人，除胡懷邦和鄭之杰這兩名正副董事長外，還有章樹德、宋愛武、雒宓、龐繼英、黃維佳、賴偉文、岳公俠、黃昊8名非執行董事，以及杜儉、鄭新立、陳小云3名獨立董事。其中，宋愛武、龐繼英、黃維佳等人均有財政部及中央匯金背景。

　　此外，消息人士還稱不排除國開行將存在分拆的可能性，將已有的商業化項目拆分成一個新機構。事實上，中投公司副總經理謝平曾指出，一旦銀行將“政”“商”兩種業務混合經營，可能會把財政扶持用于政策性業務的資金，用在商業化業務上。“如果虧了，就算在政策性業務頭上，如果賺了，就算在商業性業務上。”

　　從這一角度來說，國開行若將已有的商業化項目分拆，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劃清“政”“商”業務的邊界。

　　騰訊財經還注意到，在今年年初召開的國開行2015年度工作會議上，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指出，2015年國開行將推進組織架構調整和子公司改革。他提到，將建立子公司專業化、市場化發展機制，加強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資源共享和協同發展，打造跨市場多元化的綜合金融服務品牌。

　　截至目前，國開行擁有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國開證券有限責任公司、國銀金融租賃有限公司、中非發展基金有限公司以及13家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對于引入新股東、調整董事會及拆分機構的說法，國開行尚未對騰訊財經做出回應。

　　不平坦的商業化之路

　　這是年輕的國開行第二次啟動改革。1994年國開行正式成立，其使命是通過開展中長期信貸與投資等金融業務，為國民經濟重大中長期發展戰略服務，主要支持國家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國家“走出去”戰略等領域發展和國家重點項目建設。

　　2007年國開行進行首度改革。在當年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國務院決定推進國開行進行商業化改革，使其自主經營，自擔風險，自負盈虧。

　　2008年12月，國開行正式改制為“國家開發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由財政部和中央匯金公司作為發起人，注冊資本3000億元人民幣。2011年，全國社保基金理事會注資100億元，成為國開行第三大股東。

　　然而，部分學者及業內人士分析，國開行自啟動商業化改革后，對內、對外都產生了一些問題。

　　對內，有學者對騰訊財經表示，國開行在商業化后，其業務領域仍側重于政策性業務，因此資產回報率要比其他商業銀行低；此外，國開行僅有不到60個分支機構，較之動輒過萬的大型商業銀行，網點數量過于“勢單力薄”，導致其業務量小，融資成本高。

　　對外，當國開行轉型商業化后，中國僅剩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兩家政策性銀行。政策性銀行的缺失，導致大量民生建設工程的擔子落在其他商業銀行肩上，也就是業界所說的“商業銀行政策化”。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孫立堅對騰訊財經分析，由于民生項目大多“微利”甚至“賠本”，因此商業銀行承擔過多此類項目，無疑是在犧牲自己的商業利益，同時背離了股東及存款人的利益。

　　事實上，國開行董事長胡懷邦也在2014年底撰文指出，在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國開行需要發揮中長期投融資骨干作用，給予重大建設項目持續穩定的金融支持；而面對利率市場化、互聯網金融等經營環境，國開行要摒棄規模和速度情結，平衡好“服務戰略、管控風險、合理盈利”的關系，開辟多元化、低成本的資金來源，走更加注重經營質量和效益、更可持續的內涵式發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