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的年中總結會上，中國移動發布了降薪方案。方案顯示，中國移動二級正以上官員年薪將降50%，各省公司班子成員降40%，處長一級管理人員降20%。
另據了解，中國移動的本輪降薪范圍在處長以上層級，并非之前所傳，各級同等比例降
薪。
中國移動本輪降薪是根據今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稱《改革方案》精神實施?！陡母锓桨浮钒l布后，2月和6月，國資委依次下發了兩個通知，明確將企業各項業績指標與企業考核等級以及工資總額掛鉤，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首輪薪酬改革涵括了72家央企，包括、、中國移動等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的53家央企，以及金融、鐵路等19家企業。
根據改革方案，改革后的央企負責人的薪酬結構將從基本年薪加績效改為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加任期激勵收入，總收入不超過在職員工平均工資的7－8倍。
此外，改革方案還要求，央企負責人基本年薪按上年度央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的兩倍確定，績效年薪不超過基本年薪的兩倍，任期激勵收入則不超過年薪總額的30%。
多位電信行業人士認為，以副處、處長一級為代表的中堅人才是支持企業發展和行業發展的中間力量，電信行業的薪酬體系已經市場化了，降薪延伸到中層，長期來看很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局面。
的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運營商的內部考核和薪酬體系的今年下半年是觀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時間窗口。作為一強獨霸的美國，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沒有消停。而今經過數年的調整，美國經濟似乎有回暖跡象，但這是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的。這種局面能不能持續下去，世界經濟將朝哪個方向發展，是個問題。
——亞夫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展中國家曾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但隨著美歐日經濟逐步復蘇，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整體上出現平穩回升，而新興經濟體受低油價、美國加息預期及自身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面臨更加困難的經濟環境。
■總體來說，世界經濟形勢出現四大特點：一是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正在從新興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二是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加劇，歐日QE政策前景不樂觀；三是國際資本流動“頻繁無序”，中國資本外流苗頭已初步顯現；四是深度調整中的全球經濟風險集中暴露。
□逯新紅
全球經濟出現明顯國別差異
1.美國經濟保持溫和復蘇，將繼續領跑其他經濟體
2015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受極端天氣、美元走強及亞洲需求不旺等因素影響，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下降0.2%。然而，由于美國GDP增長的70%是由消費拉動，強勁的就業增長、家庭財務狀況改善以及汽油價格下跌都有利于消費上升。經濟數據表明，一季度人均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增長2.3%，5月份，已開工新建住宅同比增長5.1%，新建住房銷售同比增長19.5%，汽車銷售量同比增長0.3%，6月份新增非農就業人數22.3萬人，失業率保持在5.5%的七年低點。因此，隨著國內需求上升，尤其是消費支出上升，將使得美國經濟繼續領跑其他經濟體。
2.歐洲經濟復蘇加快，通縮有所緩解，但希臘問題成為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2014年以來，歐元區在低油價、低利率和低匯率環境下實現快速復蘇，2015年一季度歐元區GDP同比增長2.5%。同時QE政策效果顯現，歐洲通縮現象有所緩解，歐元區通脹率已經從1月份的-0.6%回升至6月份的0.2%，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有助于促進歐洲經濟增長。
然而，希臘危機將拖累歐元區下半年的復蘇進程。盡管新協議的達成暫緩了“希臘退歐”危機，但是市場對希臘賴債的不滿、以及緊縮政策可能導致希臘進一步蕭條并出現第二次“希臘退歐”風波的擔憂加大，未來希臘危機如何演化將對歐元區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源是歐元區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機制不完善。
歐元區具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是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如果未來希臘選擇債務違約并形成事實性退歐，將影響歐元區甚至世界金融穩定，并對全球信用體系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可能拖累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并進一步加深美歐日等國家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
3.日本經濟復蘇基礎脆弱，中長期前景不明朗
在“安倍經濟學”的推動下，日本經濟復蘇好于預期，基本上走出因上調消費稅引發的技術性衰退困境，復蘇勢頭逐步趨強。2015年一季度GDP環比增長2.3%，為近十五年來的最高漲幅。但由于出口疲弱和內需低迷，預計日本二季度GDP增速將低于一季度。2015年4月和5月日本出口環比下降5.4%和12.4%，出口增速連續兩個月大幅下滑。2014年4月日本上調消費稅以來，日本家庭消費支出持續萎縮，2015年3月日本家庭消費支出同比下滑10.6%，為2005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由于家庭消費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約為60%，內需的持續低迷拖累了日本經濟的復蘇進程。
然而，隨著外部需求持續溫和復蘇，特別是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和中國經濟大幅放緩的可能性較小，日本經濟在第三季度可能會好轉。同時，內需增長也釋放出了積極信號。5月份家庭消費支出實際同比增長4.8%，為上調消費稅以來的首次增長；6月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為42.4，連續7個月增長。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消費正在復蘇但是勢頭并不強，物價上漲可能是食品價格上漲導致而并非是需求強勁所致；消費者信心指數仍處于50以下，表明消費者對本國經濟前景悲觀多過樂觀。因此，內需疲弱態勢并未徹底轉變，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
雖然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夠提振日本經濟增長，但是作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核心部分的結構性改革仍缺少更有效的具體行動。鑒于日本仍面臨包括外需依賴型經濟結構、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和不斷增長的國債負擔等長期結構性難題，日本中長期前景仍不明朗。
一是日本外需依賴型的經濟結構導致貿易逆差長期趨勢明顯。2011年以來，日本已連續3年呈現貿易逆差，日本“貿易立國”模式經歷重大考驗。造成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大幅貶值和日本能源嚴重依賴進口的模式。從2013年4月日本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至2015年6月，日元對美元匯率累計貶值30%左右，造成進口燃料價格急劇攀升，企業成本大幅上升。
2014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崩盤，日本能源進口成本下降，緩解了日本貿易逆差狀況，但目前仍處于貿易逆差之中。日本這種外需依賴型經濟結構若不能改善，貿易逆差可能成為一種長期趨勢，不利于推動日本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日本經濟發展。
二是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長期供給能力下降。近年來，隨著日本海外投資日益增長，以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企業加快了向海外布局的步伐，國內投資大幅減少，國內產業發展急劇萎縮，加劇了產業空心化程度，削弱了日本國內企業的長期供給能力，表明未來日本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三是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趨勢加劇，國內需求嚴重不足。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日本人口增長緩慢，2005－2010年五年間日本人口僅增長0.2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05個百分點。日本老齡化率(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達23.1%，為世界最高，少子化率(不滿15歲的人口比例)是13.2%，為世界最低。勞動力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趨勢加劇，必將引起社會勞動人口的減少，進而引起國內需求嚴重不足。
四是日本財政重建問題緊迫，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空間有限。2014年，日本財政赤字率達到7.1%，公共債務達到其GDP的245%，加重外界對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的擔憂。安倍對國際社會承諾削減財政赤字，使得2015年的財政赤字縮減到2010年規模的一半，2020年全部削減完全實現盈余。若不能如期達到減赤目標，將對日本的國際信譽和日元匯率形成沖擊。但目前除增收消費稅之外，尚未看到其他更有效的具體措施，日本在財政重建問題上依然舉步維艱。由于債務壓力過大，日本政府通過繼續實施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的空間有限。
4.新興市場整體面臨經濟減速，印度經濟一枝獨秀
2015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繼續呈分化趨勢。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7%，為6年來的最低點，二季度GDP同比增長也為7%，這表明中國經濟步入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
印度經濟一枝獨秀，一季度GDP同比增長7.5%，超過中國成為增長最快的“金磚國家”。 IMF預測2015年印度經濟增速將超過中國，達到7.5%，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8%。在大宗商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下挫的影響下，巴西經濟陷入困境。2015年一季度巴西GDP同比下降1.6%，已連續四個季度同比下降，且下降幅度不斷擴大，巴西面臨經濟失速風險。
俄羅斯受西方制裁和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影響，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俄羅斯GDP同比下降1.9%，為連續兩個季度下降。2015年，巴西和俄羅斯兩國將陷入衰退。南非經濟保持低速增長，一季度GDP同比增長2.1%，較上一期加快0.8個百分點。
全球貨幣政策分化，歐日QE前景不樂觀
隨著美國經濟走強，美聯儲加息窗口可能提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一直維持超低利率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2008年末至2014年10月近六年期間，美聯儲實施了三輪量化寬松為市場注入了近四萬億美元的流動性，可以說對穩定金融市場和提振經濟起到了主導作用。隨著美國經濟逐步走強，2014年11月美聯儲開出逐步退出QE，貨幣政策逐步回歸正?；?。2015年以來，隨著美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失業率持續下降和通脹逐步朝著2%的目標前進，以及海外經濟增長好于預期，預計美聯儲年內加息的窗口可能提前開啟，最早將于9月份加息。
然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則繼續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加劇。2015年歐元區全面開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緩解通貨緊縮壓力。歐洲央行從2015年3月全面實施歐版QE，每個月購買600億歐元債券，持續到2016年9月，總規模預計1.08萬億歐元。若希臘退出歐元區，預計歐洲央行將采取更大范圍的非常規貨幣政策。
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啟動量化寬松，并在2014年10月擴大了項目規模，希望通過“超級量化寬松政策”來實現2%的通貨膨脹率。2015年7月，日本央行表示將持續維持寬松政策，維持貨幣基礎年增80萬億日元的計劃不變。實際上，2015年4月日本核心CPI放緩至0.3%，5月份進一步放緩至0.1%，市場預期日本央行可能進一步擴大量化寬松貨幣規模。
國際資本流動“頻繁無序”
近期，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強烈、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斗法”日益升級等因素影響，短期內資本頻繁流入或流出新興經濟體，國際資本流動的無序性和波動性顯著增強。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的海外債務違約風險加大，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金融的溢出風險。
同時，美國貨幣正?；^程，正好與中國經濟放緩和金融改革加快推進相疊加，這一結構性矛盾將加劇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特別是近期中國股市大幅波動，加劇了中國資本外流壓力。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以及中美利差收窄等國內外因素，也成為推動資本外流的主要因素，導致熱錢大規模流出中國。短期內熱錢大規模的流入流出，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值得密切關注。
1.熱錢大規模流出，國際投機資本或在撤離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量持續增加。從國際收支平衡表角度來看，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量持續增加。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十年間，中國跨境資本流動規?？傮w呈上升趨勢。2007 年國際收支口徑的資本流出入總量與同期GDP之比高達52%，創歷史最高紀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跨境資本流動規模有所下降，2014年在美國退出QE和美元升值背景下，中國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大幅上升，資本流出入總量與同期GDP之比達到49%。
資本賬戶逆差規模擴大速度驚人。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首次出現318億美元的逆差，2013年迅速轉為3461億美元順差的歷史新高，2014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又大幅收窄為382億美元。資本賬戶年度逆差的出現及外匯占款月度增量波動明顯加強的情況都表明了中國國際收支格局的巨變。總體上，中國的國際收支“巨額雙順差”格局已經走向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波動的“新常態”。
熱錢呈大規模、持續流出趨勢。根據外匯占款、外商直接投資和貿易順差口徑計算的熱錢規模顯示，2014年二季度以來，熱錢呈大規模流出趨勢。流出規模大、持續時間長成為本次資本流出的主要特點，全部超過了國際金融危機時期。2015年1月熱錢流出916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5月熱錢大幅流出629億美元，目前熱錢流出趨勢尚未改變。
從外匯占款角度來看中國資本流動情況。由于外匯占款是央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其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資金流動的變化。央行數據顯示，近期中國外匯占款大幅收縮。2014年5月，外匯占款余額達到歷史高點29.5萬億元之后呈下降趨勢，2015年3月外匯占款余額已下降至29.18萬億元，5月小幅回升至29.25萬億元。從新增外匯占款數據來看，近十年來新增外匯占款一般為1到3萬億元，2008年和2013年甚至超過了3萬億元，但2014年僅為7787億元，同比大幅下降72%。外匯占款呈趨勢性下降，表明國際投資者日益看空中國，國際投機資本可能正在撤出中國。
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逆差趨勢明顯。從銀行跨境收付角度來看，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逆差趨勢明顯，反映出目前中國出現了國際資本凈流出和市場持匯情緒較高的特點。外管局數據顯示，2014年8月，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差額同時由順轉逆，涉外收付款逆差107.8億美元，結售匯逆差8.2億美元，此后逆差額逐步擴大，2015年3月雙雙達到歷史最低點，分別為238.3億美元和660.3億美元。4月仍持續雙逆差態勢，逆差額小幅收窄至206.9億美元和173.2億美元。但這一情況在5月分出現逆轉，出現95.4億美元和12.8億美元的小幅雙順差格局，這是否表明國際資本流入和市場持匯意愿轉變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外匯儲備首次下降。2014年以來隨著美聯儲推出QE、美元走強、非美匯率普遍下跌的情況下，多數新興經濟都出現了資本流出、外儲下降的情況，中國也未能獨善其身，外匯儲備出現首次下降。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由2014年6月的3.99萬億美元峰值跌至2015年3月的3.73萬億美元，短期內大幅縮減了2600億美元，其中僅2015年一季度就減少了1100億美元。這對長期以來持續增長的中國外匯籌備來說，短期內出現如此大幅下降為20多年來所僅見。
當然，中國外匯儲備下降不排除央行為防止匯率大幅貶值、通過拋售美元干預人民幣匯率的可能，這也會導致外匯儲備的“消耗”。此外為配合“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對外匯儲備進行戰略性運用，是導致外匯儲備總量減少的原因之一。比如，絲路基金首期100億美元出資中，65億美元來自外匯儲備，對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的出資也來自外匯儲備。
2.資本外流影響中國經濟金融穩定，不宜過快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資本外流通過匯率渠道傳導，影響中國金融穩定。中美貨幣政策分化背景下，美元強勢升值、美聯儲加息預期明顯，導致人民幣匯率處于階段性貶值趨勢；而中國受經濟下行影響，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降低利率等手段刺激經濟增長，導致中美利差收窄，其結果必然導致中國資本外流，進一步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期。由于“羊群效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使中國經濟金融形勢更加復雜化。若央行為穩定匯率而大規模干預，可能釋放出人民幣匯率市場已經形成了系統性市場風險的不利信號，將造成境內匯率貶值預期增強，從而進一步推動資金的流出。若對沖不及時，有可能觸發中國樓市和影子銀行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中國的金融穩定。
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資本流出形成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抽血。近期出現的資本大量出逃，外匯儲備流失，人民幣貶值等一系列問題，直接對中國實體經濟形成抽血，使得實體經濟運行風險進一步暴露。目前，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房地產價格高企、部分產能過剩、資金在金融部門空轉、地方債務需集中償還等諸多問題，如果不能及時有效處理，將會存在資產泡沫破滅、資金大幅流出的隱憂。
國際資本劇烈動蕩，不利于中國資本項目開放。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國對外資本輸出步伐加快，或將成為全球最大資本輸出國之一。為此，中國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特別是2013年建立上海自貿區，2014年推出滬港通，都是中國加快資本市場自由化的重要嘗試。當前，中國只有少數資本賬戶項目完全不可自由兌換。根據IMF對資本賬戶交易的分類，40個子項中只有5項不可兌換，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度接近90%。2015年是SDR審查年，也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中國為在2015年內基本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目標，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步伐。
然而，鑒于當前國際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國際資本流出中國回流美國，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這些因素疊加對中國貨幣市場、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形成了巨大沖擊。因此，在當前中國資本流出加劇情況下，若過快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特別是短期資本項目開放，將加劇中國金融風險。
全球經濟在深度調整中風險集中暴露
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仍沒有結束，地緣政治風險等不確定性因素將會拖累未來幾年的世界經濟增長，世界銀行最新預測將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由1月預測的3%調低至2.8%，2016和2017年分別增長3.3%和3.2%。
影響國際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復蘇的主要風險包括：一是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加??；二是歐元區的持續不穩定；三是地緣政治沖突與博弈加劇，引發政治、經濟領域“新冷戰”，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比如，烏克蘭危機的不斷升級，美歐和俄羅斯激烈交鋒；中東地區的新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反人類的恐怖活動、“也門局勢動蕩”；東北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政冷”已經造成了“經冷”，影響了區域內的經貿合作。持續收緊為員工帶來巨大壓力。今年上半年，其所在的部門已經有多位同事離職。中國移動恐將掀起一輪離職潮。
另據了解，中國移動的本輪降薪范圍在處長以上層級，并非之前所傳，各級同等比例降
薪。
中國移動本輪降薪是根據今年1月1日《中央管理企業負責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下稱《改革方案》精神實施?！陡母锓桨浮钒l布后，2月和6月，國資委依次下發了兩個通知，明確將企業各項業績指標與企業考核等級以及工資總額掛鉤，企業工資總額增幅不得超過效益增幅，效益下降的企業工資總額必須下降。
首輪薪酬改革涵括了72家央企，包括、、中國移動等組織部門任命負責人的53家央企，以及金融、鐵路等19家企業。
根據改革方案，改革后的央企負責人的薪酬結構將從基本年薪加績效改為基本年薪、績效年薪加任期激勵收入，總收入不超過在職員工平均工資的7－8倍。
此外，改革方案還要求，央企負責人基本年薪按上年度央企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的兩倍確定，績效年薪不超過基本年薪的兩倍，任期激勵收入則不超過年薪總額的30%。
多位電信行業人士認為，以副處、處長一級為代表的中堅人才是支持企業發展和行業發展的中間力量，電信行業的薪酬體系已經市場化了，降薪延伸到中層，長期來看很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局面。
的一位內部人士告訴《財經》記者，運營商的內部考核和薪酬體系的今年下半年是觀察全球政治經濟格局變化的重要時間窗口。作為一強獨霸的美國，自金融危機以來一直沒有消停。而今經過數年的調整，美國經濟似乎有回暖跡象，但這是以犧牲他人利益為代價的。這種局面能不能持續下去，世界經濟將朝哪個方向發展，是個問題。
——亞夫
■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發展中國家曾是全球經濟增長的引擎，但隨著美歐日經濟逐步復蘇，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整體上出現平穩回升，而新興經濟體受低油價、美國加息預期及自身結構調整等因素影響，面臨更加困難的經濟環境。
■總體來說，世界經濟形勢出現四大特點：一是世界經濟增長引擎正在從新興國家向發達國家轉移；二是全球貨幣政策分化加劇，歐日QE政策前景不樂觀；三是國際資本流動“頻繁無序”，中國資本外流苗頭已初步顯現；四是深度調整中的全球經濟風險集中暴露。
□逯新紅
全球經濟出現明顯國別差異
1.美國經濟保持溫和復蘇，將繼續領跑其他經濟體
2015年一季度，美國經濟受極端天氣、美元走強及亞洲需求不旺等因素影響，一季度GDP環比折年率下降0.2%。然而，由于美國GDP增長的70%是由消費拉動，強勁的就業增長、家庭財務狀況改善以及汽油價格下跌都有利于消費上升。經濟數據表明，一季度人均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增長2.3%，5月份，已開工新建住宅同比增長5.1%，新建住房銷售同比增長19.5%，汽車銷售量同比增長0.3%，6月份新增非農就業人數22.3萬人，失業率保持在5.5%的七年低點。因此，隨著國內需求上升，尤其是消費支出上升，將使得美國經濟繼續領跑其他經濟體。
2.歐洲經濟復蘇加快，通縮有所緩解，但希臘問題成為最大的不確定因素
2014年以來，歐元區在低油價、低利率和低匯率環境下實現快速復蘇，2015年一季度歐元區GDP同比增長2.5%。同時QE政策效果顯現，歐洲通縮現象有所緩解，歐元區通脹率已經從1月份的-0.6%回升至6月份的0.2%，較低的通貨膨脹率有助于促進歐洲經濟增長。
然而，希臘危機將拖累歐元區下半年的復蘇進程。盡管新協議的達成暫緩了“希臘退歐”危機，但是市場對希臘賴債的不滿、以及緊縮政策可能導致希臘進一步蕭條并出現第二次“希臘退歐”風波的擔憂加大，未來希臘危機如何演化將對歐元區和世界經濟的發展產生較大影響。希臘債務危機的根源是歐元區的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協調機制不完善。
歐元區具有統一的貨幣政策，但是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失衡。如果未來希臘選擇債務違約并形成事實性退歐，將影響歐元區甚至世界金融穩定，并對全球信用體系產生深遠的負面影響，可能拖累發達經濟體貨幣政策正常化進程，并進一步加深美歐日等國家對寬松貨幣政策的依賴。
3.日本經濟復蘇基礎脆弱，中長期前景不明朗
在“安倍經濟學”的推動下，日本經濟復蘇好于預期，基本上走出因上調消費稅引發的技術性衰退困境，復蘇勢頭逐步趨強。2015年一季度GDP環比增長2.3%，為近十五年來的最高漲幅。但由于出口疲弱和內需低迷，預計日本二季度GDP增速將低于一季度。2015年4月和5月日本出口環比下降5.4%和12.4%，出口增速連續兩個月大幅下滑。2014年4月日本上調消費稅以來，日本家庭消費支出持續萎縮，2015年3月日本家庭消費支出同比下滑10.6%，為2005年以來最大下滑幅度。由于家庭消費支出占日本GDP的比重約為60%，內需的持續低迷拖累了日本經濟的復蘇進程。
然而，隨著外部需求持續溫和復蘇，特別是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和中國經濟大幅放緩的可能性較小，日本經濟在第三季度可能會好轉。同時，內需增長也釋放出了積極信號。5月份家庭消費支出實際同比增長4.8%，為上調消費稅以來的首次增長；6月家庭消費者信心指數為42.4，連續7個月增長。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消費正在復蘇但是勢頭并不強，物價上漲可能是食品價格上漲導致而并非是需求強勁所致；消費者信心指數仍處于50以下，表明消費者對本國經濟前景悲觀多過樂觀。因此，內需疲弱態勢并未徹底轉變，日本經濟復蘇的基礎仍然脆弱。
雖然積極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能夠提振日本經濟增長，但是作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核心部分的結構性改革仍缺少更有效的具體行動。鑒于日本仍面臨包括外需依賴型經濟結構、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和不斷增長的國債負擔等長期結構性難題，日本中長期前景仍不明朗。
一是日本外需依賴型的經濟結構導致貿易逆差長期趨勢明顯。2011年以來，日本已連續3年呈現貿易逆差，日本“貿易立國”模式經歷重大考驗。造成貿易逆差的主要原因，在于日元大幅貶值和日本能源嚴重依賴進口的模式。從2013年4月日本實施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來，至2015年6月，日元對美元匯率累計貶值30%左右，造成進口燃料價格急劇攀升，企業成本大幅上升。
2014年下半年，國際原油價格崩盤，日本能源進口成本下降，緩解了日本貿易逆差狀況，但目前仍處于貿易逆差之中。日本這種外需依賴型經濟結構若不能改善，貿易逆差可能成為一種長期趨勢，不利于推動日本產業的轉型升級和日本經濟發展。
二是日本產業空心化加劇，長期供給能力下降。近年來，隨著日本海外投資日益增長，以及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企業加快了向海外布局的步伐，國內投資大幅減少，國內產業發展急劇萎縮，加劇了產業空心化程度，削弱了日本國內企業的長期供給能力，表明未來日本經濟增長內生動力不足。
三是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趨勢加劇，國內需求嚴重不足。日本總務省的調查顯示，日本人口增長緩慢，2005－2010年五年間日本人口僅增長0.2個百分點，年均增長0.05個百分點。日本老齡化率(65歲以上的人口比例)達23.1%，為世界最高，少子化率(不滿15歲的人口比例)是13.2%，為世界最低。勞動力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力來源，日本少子化老齡化趨勢加劇，必將引起社會勞動人口的減少，進而引起國內需求嚴重不足。
四是日本財政重建問題緊迫，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空間有限。2014年，日本財政赤字率達到7.1%，公共債務達到其GDP的245%，加重外界對日本主權債務危機的擔憂。安倍對國際社會承諾削減財政赤字，使得2015年的財政赤字縮減到2010年規模的一半，2020年全部削減完全實現盈余。若不能如期達到減赤目標，將對日本的國際信譽和日元匯率形成沖擊。但目前除增收消費稅之外，尚未看到其他更有效的具體措施，日本在財政重建問題上依然舉步維艱。由于債務壓力過大，日本政府通過繼續實施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發展的空間有限。
4.新興市場整體面臨經濟減速，印度經濟一枝獨秀
2015年以來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繼續呈分化趨勢。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中國GDP同比增長7%，為6年來的最低點，二季度GDP同比增長也為7%，這表明中國經濟步入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的經濟新常態。
印度經濟一枝獨秀，一季度GDP同比增長7.5%，超過中國成為增長最快的“金磚國家”。 IMF預測2015年印度經濟增速將超過中國，達到7.5%，預測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為6.8%。在大宗商品和能源價格大幅下挫的影響下，巴西經濟陷入困境。2015年一季度巴西GDP同比下降1.6%，已連續四個季度同比下降，且下降幅度不斷擴大，巴西面臨經濟失速風險。
俄羅斯受西方制裁和國際油價大幅波動影響，經濟下行壓力加大。2015年一季度俄羅斯GDP同比下降1.9%，為連續兩個季度下降。2015年，巴西和俄羅斯兩國將陷入衰退。南非經濟保持低速增長，一季度GDP同比增長2.1%，較上一期加快0.8個百分點。
全球貨幣政策分化，歐日QE前景不樂觀
隨著美國經濟走強，美聯儲加息窗口可能提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美聯儲一直維持超低利率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2008年末至2014年10月近六年期間，美聯儲實施了三輪量化寬松為市場注入了近四萬億美元的流動性，可以說對穩定金融市場和提振經濟起到了主導作用。隨著美國經濟逐步走強，2014年11月美聯儲開出逐步退出QE，貨幣政策逐步回歸正?；?。2015年以來，隨著美國經濟保持強勁增長、失業率持續下降和通脹逐步朝著2%的目標前進，以及海外經濟增長好于預期，預計美聯儲年內加息的窗口可能提前開啟，最早將于9月份加息。
然而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則繼續采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發達國家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加劇。2015年歐元區全面開啟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緩解通貨緊縮壓力。歐洲央行從2015年3月全面實施歐版QE，每個月購買600億歐元債券，持續到2016年9月，總規模預計1.08萬億歐元。若希臘退出歐元區，預計歐洲央行將采取更大范圍的非常規貨幣政策。
日本央行在2013年4月啟動量化寬松，并在2014年10月擴大了項目規模，希望通過“超級量化寬松政策”來實現2%的通貨膨脹率。2015年7月，日本央行表示將持續維持寬松政策，維持貨幣基礎年增80萬億日元的計劃不變。實際上，2015年4月日本核心CPI放緩至0.3%，5月份進一步放緩至0.1%，市場預期日本央行可能進一步擴大量化寬松貨幣規模。
國際資本流動“頻繁無序”
近期，受美聯儲加息預期強烈、烏克蘭危機持續發酵、美歐與俄羅斯之間的“斗法”日益升級等因素影響，短期內資本頻繁流入或流出新興經濟體，國際資本流動的無序性和波動性顯著增強。以美元計價的新興經濟體的海外債務違約風險加大，大大增加了全球經濟金融的溢出風險。
同時，美國貨幣正?；^程，正好與中國經濟放緩和金融改革加快推進相疊加，這一結構性矛盾將加劇中國經濟金融風險，特別是近期中國股市大幅波動，加劇了中國資本外流壓力。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以及中美利差收窄等國內外因素，也成為推動資本外流的主要因素，導致熱錢大規模流出中國。短期內熱錢大規模的流入流出，將對中國經濟產生較大沖擊，值得密切關注。
1.熱錢大規模流出，國際投機資本或在撤離
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量持續增加。從國際收支平衡表角度來看，中國跨境資本流動總量持續增加。2005年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十年間，中國跨境資本流動規?？傮w呈上升趨勢。2007 年國際收支口徑的資本流出入總量與同期GDP之比高達52%，創歷史最高紀錄。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跨境資本流動規模有所下降，2014年在美國退出QE和美元升值背景下，中國跨境資本流動規模大幅上升，資本流出入總量與同期GDP之比達到49%。
資本賬戶逆差規模擴大速度驚人。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首次出現318億美元的逆差，2013年迅速轉為3461億美元順差的歷史新高，2014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順差又大幅收窄為382億美元。資本賬戶年度逆差的出現及外匯占款月度增量波動明顯加強的情況都表明了中國國際收支格局的巨變。總體上，中國的國際收支“巨額雙順差”格局已經走向結束，取而代之的是經常項目順差、資本項目波動的“新常態”。
熱錢呈大規模、持續流出趨勢。根據外匯占款、外商直接投資和貿易順差口徑計算的熱錢規模顯示，2014年二季度以來，熱錢呈大規模流出趨勢。流出規模大、持續時間長成為本次資本流出的主要特點，全部超過了國際金融危機時期。2015年1月熱錢流出916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5月熱錢大幅流出629億美元，目前熱錢流出趨勢尚未改變。
從外匯占款角度來看中國資本流動情況。由于外匯占款是央行收購外匯資產而相應投放的本國貨幣，其變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資金流動的變化。央行數據顯示，近期中國外匯占款大幅收縮。2014年5月，外匯占款余額達到歷史高點29.5萬億元之后呈下降趨勢，2015年3月外匯占款余額已下降至29.18萬億元，5月小幅回升至29.25萬億元。從新增外匯占款數據來看，近十年來新增外匯占款一般為1到3萬億元，2008年和2013年甚至超過了3萬億元，但2014年僅為7787億元，同比大幅下降72%。外匯占款呈趨勢性下降，表明國際投資者日益看空中國，國際投機資本可能正在撤出中國。
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逆差趨勢明顯。從銀行跨境收付角度來看，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逆差趨勢明顯，反映出目前中國出現了國際資本凈流出和市場持匯情緒較高的特點。外管局數據顯示，2014年8月，銀行代客涉外收付款和結售匯差額同時由順轉逆，涉外收付款逆差107.8億美元，結售匯逆差8.2億美元，此后逆差額逐步擴大，2015年3月雙雙達到歷史最低點，分別為238.3億美元和660.3億美元。4月仍持續雙逆差態勢，逆差額小幅收窄至206.9億美元和173.2億美元。但這一情況在5月分出現逆轉，出現95.4億美元和12.8億美元的小幅雙順差格局，這是否表明國際資本流入和市場持匯意愿轉變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中國外匯儲備首次下降。2014年以來隨著美聯儲推出QE、美元走強、非美匯率普遍下跌的情況下，多數新興經濟都出現了資本流出、外儲下降的情況，中國也未能獨善其身，外匯儲備出現首次下降。自2014年中期以來，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由2014年6月的3.99萬億美元峰值跌至2015年3月的3.73萬億美元，短期內大幅縮減了2600億美元，其中僅2015年一季度就減少了1100億美元。這對長期以來持續增長的中國外匯籌備來說，短期內出現如此大幅下降為20多年來所僅見。
當然，中國外匯儲備下降不排除央行為防止匯率大幅貶值、通過拋售美元干預人民幣匯率的可能，這也會導致外匯儲備的“消耗”。此外為配合“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對外匯儲備進行戰略性運用，是導致外匯儲備總量減少的原因之一。比如，絲路基金首期100億美元出資中，65億美元來自外匯儲備，對亞投行、金磚開發銀行等多邊機構的出資也來自外匯儲備。
2.資本外流影響中國經濟金融穩定，不宜過快推動資本項目開放
資本外流通過匯率渠道傳導，影響中國金融穩定。中美貨幣政策分化背景下，美元強勢升值、美聯儲加息預期明顯，導致人民幣匯率處于階段性貶值趨勢；而中國受經濟下行影響，采取寬松貨幣政策、降低利率等手段刺激經濟增長，導致中美利差收窄，其結果必然導致中國資本外流，進一步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期。由于“羊群效應”，可能形成惡性循環，使中國經濟金融形勢更加復雜化。若央行為穩定匯率而大規模干預，可能釋放出人民幣匯率市場已經形成了系統性市場風險的不利信號，將造成境內匯率貶值預期增強，從而進一步推動資金的流出。若對沖不及時，有可能觸發中國樓市和影子銀行資金鏈斷裂的問題，從而影響到中國的金融穩定。
美國從寬松周期轉向緊縮周期，資本流出形成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抽血。近期出現的資本大量出逃，外匯儲備流失，人民幣貶值等一系列問題，直接對中國實體經濟形成抽血，使得實體經濟運行風險進一步暴露。目前，中國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仍存在房地產價格高企、部分產能過剩、資金在金融部門空轉、地方債務需集中償還等諸多問題，如果不能及時有效處理，將會存在資產泡沫破滅、資金大幅流出的隱憂。
國際資本劇烈動蕩，不利于中國資本項目開放。近年來，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步伐加快，中國對外資本輸出步伐加快，或將成為全球最大資本輸出國之一。為此，中國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的步伐。特別是2013年建立上海自貿區，2014年推出滬港通，都是中國加快資本市場自由化的重要嘗試。當前，中國只有少數資本賬戶項目完全不可自由兌換。根據IMF對資本賬戶交易的分類，40個子項中只有5項不可兌換，中國資本項目的開放度接近90%。2015年是SDR審查年，也是十二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中國為在2015年內基本實現資本項目開放的政策目標，加快了資本賬戶開放步伐。
然而，鑒于當前國際資本市場劇烈動蕩，國際資本流出中國回流美國，以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這些因素疊加對中國貨幣市場、外匯市場和資本市場形成了巨大沖擊。因此，在當前中國資本流出加劇情況下，若過快推動資本項目開放，特別是短期資本項目開放，將加劇中國金融風險。
全球經濟在深度調整中風險集中暴露
由于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的世界經濟結構調整仍沒有結束，地緣政治風險等不確定性因素將會拖累未來幾年的世界經濟增長，世界銀行最新預測將2015年世界經濟增長率由1月預測的3%調低至2.8%，2016和2017年分別增長3.3%和3.2%。
影響國際金融穩定和世界經濟的復蘇的主要風險包括：一是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貨幣政策分歧加??；二是歐元區的持續不穩定；三是地緣政治沖突與博弈加劇，引發政治、經濟領域“新冷戰”，已經對世界經濟產生了嚴重負面影響。比如，烏克蘭危機的不斷升級，美歐和俄羅斯激烈交鋒；中東地區的新型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反人類的恐怖活動、“也門局勢動蕩”；東北亞地區和東南亞地區的“政冷”已經造成了“經冷”，影響了區域內的經貿合作。持續收緊為員工帶來巨大壓力。今年上半年，其所在的部門已經有多位同事離職。中國移動恐將掀起一輪離職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