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2004年不同的是，本次事件中違約規模遠低于十年前，更多企業和貿易商更傾向于與賣方協商推遲船期或洗船；二是違約主體不同，十年前是油廠，本次是融資貿易商；三是定價模式和逼倉節奏有所不同。當時國內大豆壓榨企業采用的都是“一口價”定價模式，即簽訂采購合約時便確定交易價格，這種模式下，大豆價格上漲后回落將導致高位接貨的企業陷入虧損境地。

　　而近年來，“一口價”定價模式逐步為美國糧商主導的“期貨價格+升貼水”的基差定價模式所取代，即進口商在簽訂大豆進口合同時，并不直接確定大豆價格，而是與出口貿易商確定將CBOT某月大豆合約作為標的合約，約定未來以該合約的期貨價格為合同基礎價格，然后加上一個升貼水價格，在裝運貨物前確定標的合約計價日期進行“點價”結算。

　　這種定價模式下，對進口方最為不利的局面就是豆價先跌后漲，如果進口方在低位沒有點價或不反向進行期貨套保鎖定成本，最后會被迫在高位點價結算。因此，和十年前不同的是，在定價模式改變的背景下，國際基金逼倉模式也有所改變，此次美豆價格從先漲后跌改為先跌后漲。

　　 “美國基金之所以敢再度上演逼倉，最大的底氣還是因為跨國糧商對中國買家情況的了如指掌，清楚地知道中國買家在近月合約上有大量未點價盤。”永安期貨副總經理石春生指出，國內大豆進口除個別大型企業和外資、合資企業之外，大多數企業直接或間接通過國際糧商進口(2011年通過國際糧商的進口量占70%左右)，在國內企業缺乏議價能力的情況下，造成了進口數量越多、進口依存度越高、國際大豆價格對國內大豆價格影響力越強的局面。而目前國內期貨公司尚未完全走出去，中國買家普遍通過國際糧商在CBOT進行點價，國際糧商可以輕易掌握中國買家的已點價頭寸和未點價頭寸情況，使海外資金有天然優勢進行逼倉。

　　同時，國際上ADM、Cargill、Bunge、路易達夫、丸紅等國際糧商壟斷了全球的大豆貿易，這些企業普遍具有強大的研究團隊和數據搜集整理能力，也有著完善數據整理體系和悠久的數據搜集整理歷史。

　　“南北美大豆的生長情況、單產、產量、出口、誰家進口、每家進口多少、各港口出口情況等，國際糧商對上述各方面信息的搜集可謂十分全面和詳細。中國買家和這些國際糧商，二者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前者在后者面前更透明。”石春生說。

　　國內一些企業在進口大豆的同時沒有通過期貨市場保值避險，也是被逼倉出現損失進而違約的原因之一。這一方面有企業自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在于國內的大豆期貨市場因政策制約，近年來流動性嚴重不足，對國際市場定價影響力較弱，無法滿足企業進口大豆原料的直接避險需求。

　　 我國大豆期貨市場發展已有20多年的歷史，其中以國產大豆為主要交易標的的黃大豆1號合約，近年來受臨儲政策、國內國際現貨市場割裂等因素影響，交易規模持續下降。據大商所數據顯示，該品種2013年期貨交易量單邊為1099.35萬手，僅為美國CBOT大豆交易量的24.53%，市場避險功能發揮受到較大制約，近期受直補政策影響才又漸趨活躍。而交易標的以進口大豆為主的黃大豆2號合約，則因受進口大豆在國內市場不能自由流通的制約，缺少市場發展的現貨基礎，2013年成交量單邊不足7236手。

　　 “極低的流動性嚴重制約豆二合約的功能發揮。這一狀況的形成，關鍵在于轉基因政策限制了進口大豆在國內市場的流通，進而制約了該合約的正常交易和企業參與熱情。”業內人士分析認為。

　　期貨品種上市運行的條件之一是商品的自由流通。但在進口大豆品種上，按照國家轉基因管理政策，要求企業根據生產計劃申請進口大豆并定點加工，禁止港口大豆和運抵工廠的大豆擅自改變原定流向，這使進口大豆貿易只能在國際市場進行，國內市場流通受到制約，期貨市場也就缺少了發展的基礎和價格接軌對象，期貨市場定價和避險功能也就較難發揮。國內企業為了轉移國際貿易風險，不得不選擇境外期貨市場，這無疑又進一步增強了境外大豆期貨市場的定價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