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叔(化名)今年48歲,開出租近30年,愛聊,典型的北京的哥。他喜歡電子產品,閑著的時候上網、鼓搗手機應用,偶爾幫街坊和同事弄弄手機、電腦軟件問題。在同齡的哥里,強叔絕對算“潮”的,被人夸獎他玩軟件不亞于年輕的哥時,他嘴上急著分辯“那可算不上”,臉上的笑卻早已藏不住。
在強叔的車里,裝著一個平板電腦,“用打車軟件給配的,那時候北京還沒幾個打車軟件,用軟件招車的人也不多,我可是頭一撥兒。”他的另外一個裝備是一部國產智能手機,“手機屏幕小,只裝了一個打車軟件。”
就在昨天,北京市交通委表示,將立即對出租車內安裝多個“手機叫車終端”的問題進行整改規范,嚴格執行“一車一終端”的規定。
“這個終端的標準是啥?是手機還是軟件?”強叔覺得這事不靠譜,“他們都沒把標準弄清楚就急著管,現在是互聯網時代,這么管不對路子,這里頭事兒多著呢,其實這些軟件還有好多值得改進的地方,也各有長處。”
互聯網不僅改變了強叔拉活兒的方式,也漸漸改變著他的想法。
上網接活兒
縮短路上空駛時間
今年是強叔的本命年,“都奔50歲的人了,歲數大了,干活也不想太拼命,拼也拼不過年輕人。”因此,強叔給自己降低了要求,開單班車,每天工作約8個小時,每周工作5天。
因為當的哥,強叔有機會接觸各行各業的人,“加上我愛跟乘客聊,所以有什么新鮮事、新動向我都知道得差不多。”他一直喜歡電子產品,“愛鼓搗,我們家WiFi都是我自己摸索著弄的,別人家都是孩子給弄。”
2013年1月,打車軟件百米打車在漁陽出租公司門口做推廣,強叔看見就湊了過去。“那之前我沒用過打車軟件,但一直對這個感興趣,那時候北京沒幾個打車軟件,用軟件招車的人也不多,我是頭一撥兒。”其實最先吸引他的是那個裝在車里的平板電腦,隨后他才意識到,“這不是電子產品的事兒,是互聯網的事兒。”強叔曾想象過網上接活兒,“沒想到這么快就成現實了。”
三天后,強叔接到了他的首單網絡叫車。這之前,他接活兒的渠道只有掃街和電話叫車兩種。
用了不到一個月,強叔覺得工作效率提高了,“我接活兒的概率比以前要高,以前是在馬路上掃活兒,現在減擋空駛,或者停下來歇一會兒,這期間肯定會有人用軟件叫車,以前總想多看幾眼路邊,怕錯過好活兒,用打車軟件就不一樣了,有活兒就會提醒,勤快了再多掃著路邊,挺好。”
2013年7月,強叔的手機里裝上了嘀嘀打車,“公司讓裝,沒想到發展成現在這樣,反正有錢就賺,這是合法所得,要我說也就是互聯網啊,為了搶用戶都能倒貼錢,擱以前,沒人這么干。”
百米打車統計顯示,以往,北京乘客的平均等車時間為14分鐘,而現在,司機平均應答時間為53秒,乘客從發出打車需求到坐上出租車平均用時6分鐘。“現在搶單有獎勵,應答時間比這個可能還快。”強叔說,兩個打車軟件交替用,哪個有合適的活兒都嘗試搶單,再加上空駛時看著路邊的街招乘客,不光是乘客等車的時間縮短了,他空駛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互聯網的一大特點就是高效率!”
因手機支付打車費
改變對網絡理財看法
強叔覺得網上接活兒實現得有點兒快,同時也認為網上結賬來得慢。“網購火了這么多年,網上支付也早就成熟了,其實網上交打車費,渠道多樣化得有點兒慢了。”
強叔覺得自己已初步具備了網上消費的觀念,“互聯網跟錢,這倆碰一塊兒花樣兒可就多了。”網上接活兒,促使已經很“潮”的強叔變得更“潮”——微信支付一推出,他就知道了,“比我兒子早,以前都是他跟我說又出了個什么新軟件、新應用,不過我也是拉活兒的時候聽乘客說的,可見那乘客很跟潮流啊,一推出就開始嘗試。”
“網上走賬最大的優勢就是快。”強叔覺得,只要有網絡,不管是支付寶還是微信支付,都比直接交錢、找錢要快,“尤其我現在歲數大了,找錢的時候經常反應不過來,腦子里得算兩遍,網上支付我根本不用接觸到錢本身,更不用算找零,無形中也節省了一些時間。”
前幾天,嘀嘀打車和快的打車的爭奪戰再度升級,強叔緊緊跟上搶單的大潮,“最多的一天天我搶了4單,這是頭一回。”在他看來,互聯網上只要涉及到錢、涉及到多拿錢,什么都能火,“先放出一筆錢來,我們搶錢,軟件方搶我們,這就是爭奪用戶,他們的目的在這兒,傳統出租公司摟錢還來不及呢,更別說倒貼錢了。”
強叔對網絡理財的看法也有了轉變。“以前我總覺得網絡理財不靠譜,我兒子跟我說過很多次這個寶、那個寶的,我不放心,喜歡電子產品是一回事,家里錢的儲蓄、投資是另一回事,當時就覺得網絡理財不安全,這幾個月看乘客一個個用手機支付都很順暢,我才開始想可能網絡理財也沒那么大風險,只是周圍我這個歲數的人,幾乎沒有用這些來存錢的。”
無縫接活兒
月收入平均增七八百
兩款打車軟件同時使用,讓強叔對GPS定位的精準度有了切實的體會。“在定位比較準確的情況下,我拉上前一位客人,過路口等燈的時候,看一眼手機上裝的打車軟件,看看在這位客人下車的地點附近有沒有叫車的新單,同時預估時間,如果都合適,那我就可以在這一單還沒送到目的地的時候接下一個單子,我可以跟乘客商量和說明,說我現在正拉著的客人去您那周邊,大概幾分鐘就到,到了之后我打電話您再出門。”
這正是接單網絡化之后,強叔漸漸摸索出的技巧,“無縫接單,這樣第一縮短了我的空駛距離,第二縮減了我活兒與活兒之間的空閑時間,也就是工作效率提高了,多賺錢了。”
有數據顯示,乘客使用打車軟件叫車,5公里內的短途叫車占21%,10公里以上的中長途叫車占比60%。
短途叫車,是強叔實現“無縫接活兒”的重要部分。強叔估算,開始使用打車軟件至今,平均每個月增加了700元至800元的收入,“打車軟件每天的在線時長大概5個鐘頭。”他覺得,使用目前摸索出來的接活兒技巧,如果自己每周的工作時長增加些,他的月收入能從現在的3500元左右提高到至少4000多。而沒用打車軟件之前,他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多元。
受益于互聯網的同時,強叔也給自己立了干活兒的規矩。“我所謂的規矩,看到有新單,先看距離有多遠,一般跟我的距離超過1公里的單,我都不接,早晚高峰有時候500米的距離你就堵在那兒出不去了,所以我自己腦子里也估算到底堵不堵,然后再決定接不接單。用打車軟件的大部分都是著急打車的,不可能等,不能影響了乘客用車。”
“但現在好多人接單不考慮這些。”說著,強叔的語氣有點兒著急,“嘀嘀里面一出單就搶、一出單就搶,他們也不估算自己離接乘客的地方有多遠,光顧著搶好活兒,我天天在路上跑,也聽到不少乘客有這種反映,叫完單以后20分鐘了車還沒來呢。”
語音叫車監管少
加價、刷單現象多
“互聯網也有自己不完善的地方,何況是剛發展起來的網上打車呢?”強叔說,“打車軟件系統里有個叫車費,5塊錢封頂,但是用語音叫車的里面不少加價的,加10塊加20塊的,你不用司機端你都聽不到,這樣的人可不少吶!”不加價不接活,強叔感覺到這種情況似乎要漸成氣候,“相當于擾亂行業秩序,我聽到最多的是加50塊。”
“語音叫車里面還有拿司機尋開心的,經常有。”強叔甚至從叫車語音里聽到過罵人的信息。
他估計,“目前的叫車服務里,大概近七成人用打車軟件,但是兩家撒錢互掐,我覺得時間長不了。”強叔說,2月18日,嘀嘀和快的“又掐起來那天”,“我的嘀嘀軟件一天沒活兒,那一天沒干別的,凈重啟了,重啟手機之后待一會兒才有活兒,過會兒又不行了,很可能是服務器癱了。”
昨天,北京市交通表示,將立即對出租車內安裝多個“手機叫車終端”進行整改規范,嚴格執行“一車一終端”的規定,一旦發現出租車安裝多個“手機叫車終端”,將對其情況進行登記核錄,并責成出租汽車企業進行整改。
強叔覺得,“這不符合互聯網發展的規律,至少我覺得不太符合,打車軟件應該是用戶們逐漸回歸理性,然后大家愛用哪個、不愛用哪個,漸漸就明顯了,就好像現在的網站,好網站有內容,一直吸引網民點擊,不好的網站用不了多久就蕭條了,有監管能更規范,但不能用監管干涉用戶的選擇,干涉太多不就成了變相搞壟斷?反倒是打車軟件的服務器、后臺應該趕緊制定標準和優化。”
強叔認為目前的打車軟件各有長處,“有的賬目理得清,有的GPS定位更準確”。同時,也各自有需要改進之處,“拿GPS定位來說,有司機刷單,就是利用了打車軟件GPS定位不準確,乘客上車后,幫他用語音發一條叫車服務,也不說去哪兒,司機搶單,一單就刷成了,GPS在互聯網叫基于位置的服務,如果定位能更精準,這種刷單在后臺是能被系統識別的,這種情況在嘀嘀和快的都有。”
強叔希望打車軟件做得更精細,“互聯網什么都快,有好多東西速生,跟著就是速死,既然打車都網絡化了,不妨網絡得更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