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天由于工商總局網絡交易監管司發布對淘寶等電子商務平臺定向檢測的抽查報告，引發了淘寶與網監司司長之間的一場口水戰。

　　一時間，有人認為網監司劉紅亮司長是不懼明星企業與中國首富的執法英雄；有人認為執法首要的是依法行政，科學規范，僅憑區區幾十個抽查就下結論說淘寶的非正品率只有37.25%，中關村商城更因抽查一件、不合格成了正品率0，抽查樣本太小，何談統計學上的意義？何況程序上有瑕疵，就算有再好的出發點也不能改變其違法或者欠科學的嫌疑。

　　在此，筆者不贊成支持哪一方的那種“幫親不幫理”的站隊態度，此事反映了長期以來筆者一直在呼吁的電商高速發展但電子政務沒有跟上的問題，因而再次呼吁各方舉一反三，認真反思。

　　需要明確的是，假冒偽劣早已有之，不是電商帶來的新問題。假貨是監管者與電商的共同敵人。筆者希望雙方冷靜下來，回到如何共同對付令人頭痛的假貨問題上來。

　　依照筆者淺見，目前電商監管滯后原因有以下幾點：

　　1.屬地管轄與跨地域甚至跨境監管的矛盾沒有解決方案。目前中國法律監管和司法的管轄都實行的是屬地管轄，“誰的孩子自己抱”，可這與電商的跨地域交易甚至是跨境交易天然產生了矛盾，從消費者權益保護機構受理投訴，到工商等執法部門處理投訴和執法，都無法突破這個問題。重要的不是淘寶所在地的工商不制裁淘寶的問題，而是生產銷售假貨的違法者所在地的監管部門不作為甚至地方保護的問題。與此相反的是，制假售假者則會充分利用監管真空，專門在監管薄弱的交界地帶從事制假售假行為，工商總局早就對外宣稱要建立監管協作網絡，但至今為止仍未看到實質性的進展。

　　2.監管執法隊伍建設跟不上電商快速發展的形勢。雖然各地也都建立了網絡交易監管隊伍，但由于電商的專業性較強，尤其是調查取證有一定的專業水平要求，電商的監管隊伍建設不能滿足實務發展的需求。而且干部管理與專業分工需求之間存在矛盾。由于一定級別以上的領導崗位需要交流任職，往往是干部剛熟悉情況就調走了，幾乎不可能形成專業水平很高的穩定干部隊伍。

　　雖然電子商務法尚在擬議當中，但現有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對于電商平臺的法律義務卻并非沒有規定，在這場爭論中，我們遺憾地看到，執法者并沒有拿出證據并援引準確的法律條文對監管對象進行批評。筆者同意工商總局說的市場不應存在特殊的主體的觀點，淘寶和其他電商平臺都可能存在違法之處，工商總局完全可以像版權局處罰快播那樣，拿出確切的證據和法律依據，正式開出行政處罰的文書。電商企業認罰則罷，不服可以像快播公司那樣，依法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由法庭依法對是非作出最終判決。

　　3.監管者的思維方式與執法手段不適應電商的特性與需求。

　　目前電商平臺上的制假售假者早已不像街頭賣假貨的小販那樣好對付了。眼下的制假售假者不少已熟悉了解大數據等新思維，熟練運用新技術在規避和對抗監管，這邊監管者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就敢公開指責淘寶涉嫌向違法者泄露消息，你可記得行政訴訟中作出行政行為是要行政機關履行舉證責任的？筆者經常勸說當事人不要籠統地指責法官不主持正義，而必須設法采取確切的行動，取得具體證據，讓法官有抓手有法律工具可以幫你實現正義。對于監管者也是如此，現在的違法嫌疑人精通網絡、熟悉監管規則漏洞，而執法者還在按照老一套找到嫌疑人查封商品，做筆錄等方式固定證據，這顯然落伍了。

　　4.家長式監管思維應逐漸讓位于引導市場主體博弈與守法的法治思維。

　　由屬地管理以及中國官本位思想引發的目前我國行政體系的人員普遍推崇行政監管，樂于事無大小必須由監管者定奪。但這樣做的后果是“十幾頂大蓋帽管不了一頂破草帽”，而且盡管我們已有世界上最龐大的公務員系統，每個執法機關卻都宣稱自己人手不夠，筆者認為，是時候該反思一下這種崇尚監管的思維是否真的科學有效了。

　　借鑒法治成熟國家和地區的經驗，電子商務的監管應當率先實現從行政監管到通過法律引導市場主體博弈的過渡。即通過設定電子商務參與各方的民事賠償責任，引導企業自己守法，否則，通過訴訟承擔較大的民事賠償責任，自然會倒逼企業防范法律風險。美國沒有工商局，但懲罰性賠償迫使任何一家企業都不敢造假或違法，否則將承擔巨額賠償，而且這種法律威懾力是無處不在的，你還無法通過行賄執法的辦法規避，因為任何潛在受害者都可能發起訴訟。

　　希望這件事能盡快平息，因為這不僅是海外媒體看笑話的問題，工商總局公布去年上市之前對阿里監管的白皮書，還可能給阿里帶來美國資本市場最為忌諱的不實陳述的訴訟風險。為此筆者呼吁各方能把這次事件視為一次機遇，引導電商企業、監管者和立法者反思，讓我們的立法和電子政務能盡快跟上電子商務迅猛發展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