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經歷

　　一個39歲的“老男人”擁有自己的中文網站、貼吧、影迷會，他是歌壇唱將？演藝明星？商界精英？這

些領域他都曾涉足，也都在接近成功時出人意料地轉行。在天視熱播劇《追查到底》中，那個人見人恨的黑道老大錢海洋給觀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的扮演者吳秀波就是那個極富傳奇色彩的“老男人”。

　　1988年畢業于戲劇學院的吳秀波出人意料地辭去了中國鐵路文工團的工作，轉行去歌廳駐唱；后來他自己開餐廳、賣電器，步入商界成為了老板；1996年他的專輯《愛之戰》面世，一曲《跳舞女孩》風靡大江南北；迫于生活壓力，他再次干起了老本行，在《立案偵查》《道可道》《相思樹》等電視劇中被觀眾所熟悉。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吳秀波細說了自己20年的人生經歷，其率真的性格以及叛逆的思維方式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

辭職演唱

　　1988年畢業于戲劇學院表演系的吳秀波當年便被很多單位看中，并最終成為中國鐵路文工團的演員。但

這份令人羨慕的工作對于他來講并不是一個完美的開始。“當年的環境讓我很難適應，因為團里安排的演出大多都是宣傳色彩濃重的作品，影視劇也大多虛假、浮躁。由于對這些創作的不滿，我便到歌廳去唱歌，我覺得通過演唱我才可以愉悅他人、愉悅自己。因為自己的演唱與團里安排的工作發生沖突，我在團里受到了處分。于是我辭職，專心到歌廳演唱。我當時的心態就是，工作帶來多少收益并不重要，關鍵是它能否給我帶來樂趣。”

　　很早之前，吳秀波和傅彪一起在鐵路文工團工作。“我們在火車上演節目，我表演的段子《近視眼外傳》當時特別火，竟然破天荒地演了300場。” 后來吳秀波去歌廳唱歌做兼職，一個月竟能掙上幾千塊錢。這筆收入在當時已經很高了。“有次在歌廳演出完之后太累了，第二天團里有個重要演出，我在演出中擔大梁，可是我沒起來，當我趕到時，發現親自上去演我的角色……”由于酷愛自由不喜束縛，他最終選擇了辭職。

歌廳生涯

　　“直到現在我也不認為自己具有演唱天賦，因為藝術是相通的，作為表演出身的我只是能夠開口去唱，并從中找到樂趣。”對于當年的演唱經歷，吳秀波回憶說。“當時我在歌廳唱的都是別人的成名曲，后來自己慢慢練

習創作，唱自己寫的歌。就像一個貪玩的孩子找尋自己喜歡的游戲方式一樣樂此不疲。當時我的演唱非常受歡迎，自己也覺得快樂。我那時就想，如果這樣穩定下去，我便做定了這一行，因為藝術就該如此，我從中找到了樂趣，而且我當時每月有1萬元的收入，但人算不如天算，幾年過去了，演藝界發生了重大變化。歌廳不景氣了，我身邊的朋友紛紛放棄歌廳演唱，去參加晚會演出，參與歌手大獎賽，在熒屏里成了大腕。而我不想成為歌星，最終放棄了演唱。”

專輯完成

　　“我的命運并不好！”吳秀波曾幾次說起這句話，但他并沒有怨天尤人的意思。“后來我自己開了餐廳，當

年那些一起演唱的朋友都來捧場，但此刻他們已經是歌壇大腕了。他們總是用憐憫的眼神看著我，而我當時已經忘記了自己歌手的身份，忘了自己曾經用歌聲愉悅別人、愉悅自己，忘了自己曾經學過表演。由于性格的原因，我無法處理與經商需要的各種應酬。那時我又開始涉足院、倒電器、換外匯，還算有了些收入。1996年，為了完成自己的夢想，我開始專心制作自己的專輯《愛之戰》，預算經費是10萬元。一位業內的朋友勸我說，我的《跳舞女孩》很有靈氣，可以用1萬元制作單曲，其他9萬元用在商業宣傳，保準大火。但我認為自己出專輯的目的是為了一個夢想，并不是想出名或者賺大錢。因此，我沒有聽勸，還是出了這張完整的專輯。”

回歸表演

　　2002年，吳秀波重新選擇了自己的老本行：影視表演。“由于自己的朋友眾多，大家還都愿意幫我一把。一個朋友為了捧我，讓我主演《立案偵查》。那部劇聚集了大批的一線明星，傅彪、陶虹、牛莉等等，但那次出演對我來講就是一個噩夢，畢竟遠離表演的時間太久了。電視劇拍完之后，偏偏趕上了警匪劇不能在黃金時間播出的規定出臺，我并沒有像預先想象的那樣走紅，而我通過這次出演重新激發了自己的表演欲望。至于《追查到底》一劇，我感覺劇情比較壓抑，自己演繹的人物也是黑道人物，反正我不會讓自己的孩子去看這部劇。好在我看了該劇，對自己的表演還算滿意，而且該劇在各地取得的收視率還算滿意，我也算對得起朋友對自己的支持了。”

四十有惑

　　“我當過‘憤青’，我當過自以為是的藝術人，我當過特屌的演員，我當過很多莫名其妙的人。我現在知道我是我父母的孩子，我是我孩子的父母，我知道我還沒有真正找到我可以不畏生死的信仰，我知道人的一生不光有人開著機器喊‘開始’和‘結束’，我知道有晴著天的下午和陰著天的早晨，我知道所有這些時間我都需要安度。”

　　--------主筆：孟靜--------吳秀波是那種臉熟然而你可能想不起他名字的演員，但電視臺非常認可他，他也戲稱自己“一度是二線男演員里片酬最高的”。我在六六新戲《心術》的發布會上看到他，人群中他非常安靜。然后聽到一個關于他的段子；還沒拍攝就被電視臺瘋搶的《后宮甄環傳》，導演鄭曉龍想找他演男主角，他卻沒答應，這備受關注的角色最終落到了比他知名度高出很多的陳建斌身上。

　　“其實坐在你們面前的真的是一個特沒用的人，最滑稽的是你們在采訪一個非常沒用的人，一個一無是處的爛仔。”好凈有聽到有演員這樣講話了。

　　“聽書看戲當不得真，它都是假的事兒。一個真實活著的人，能夠對一件假的事兒保持一輩子的樂趣，那么

這個人應該是個什么樣的人？當一場戲開始的時候，喊‘開始’的一瞬間，每個演員都有一千萬個雜念，所有這些雜念讓你不能夠專注的，全來源于生活的本身。首先需要改變的不是劇本，不是臺詞，不是故事的框架，不是劇組的環境，你要改變自己那顆心，你要讓它變得像孩子一樣，對任何風吹草動有所感悟，有快樂的感受和表達的欲望，這是一種至真至美的幻覺。這也是我覺得所有求悟生死的人要了悟的一件事情，所以聽書看戲是樂趣，演戲是修行。”

　　上世紀80年代，16歲的吳秀波和傅彪等人一起考入鐵路文工團，團長劉錫田—扮演陳毅的特型演員，特別喜歡這個蔫淘的孩子，學員班的11個小品里7個有吳秀波。那是個鐵路迅猛發展的年代，他們經常坐著空蕩蕩的車廂下路演出。詩意的背后是每個月70塊錢工資，吳秀波已經懂得如何去夜總會走穴，每月可以掙到驚人的6000元，頓頓請他二十幾個發小吃宴席。顛倒的日夜里，他常常無法爬起床趕火車。有一次劉團長被迫挺著大肚子拄著槍站在7個竹竿似的男孩中間，因為吳秀波又遲到了。換了新團長，他依舊不改。這次的懲罰是寫檢討，他請個朋友寫了萬言檢查，感動得新團長連呼“深刻”，讓他周一到總團誦讀。

　　不出所料地，他又起晚了，只看見團長憋成紫茄子的臉。吳秀波說：“您什么都別說了，我辭職。”他從一個部級單位的正式職工徹底變成了無業游民。

　　而這個“正式職工”的身份曾經給過他第二次生命。17歲的吳秀波被誤診為腸癌，切掉40厘米結腸。傅彪等同學手捧鮮花含淚去看他，說：“秀波，等你好了，咱們一起拍戲。”當時吳秀波知道自己快死了，心里的重擔突然卸下。每天看著窗臺，螞蟻從水泥縫里爬出來曬太陽，他和螞蟻一樣，留戀那縷陽光。進手術室前，他在手上幼稚地寫下“挺住”。那是1985年，他的醫療費13萬元，“相當于現在的1000萬元”，如果沒有單位，他一定活不到今天，有妻有子。

　　離開鐵路文工團，吳秀波開始在社會上晃蕩。除了唱歌廳，他說他也開飯館。兩年里開過7個餐館，投入30多萬元，掙了十幾萬元，但他很會選址，最后把飯館打包一賣，一算帳，居然還有盈利。他參加過谷建芬辦的第二期學員班算是毛阿敏的師弟，一起唱歌的人慢慢都上了電視，衣錦還鄉，就像在工廠里的人看到工友出國回來。當然也有唱片公司看中吳秀波，但他過得太舒服了，一個月1萬多塊錢，衣服都從香港買，重新回到有束縛的生活，他不愿意。

　　與所有流浪歌手一樣，他四處走穴，也嘗試在外地開歌廳，經歷了無數奇奇怪怪的事，。“那是

一個非常快樂而單純的年代，那個時候女孩兒喜歡一個男孩兒只是因為你穿了一件白襯衫，不會因為你有多少錢。我如果到現在為止還能維持那時候生活狀態的話，我絕不會做演員，我非常喜歡那時候的生活狀態，到現在依然非常留戀。我每天晚上想唱什么我自己決定，底下的人你們愛干嘛干嘛，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人給我花兒，一定會有人喜歡我，也一定會有人為我鼓掌，你們玩你們的，我唱我的。如果我翻跟頭，底下也有人鼓掌的話，我就會一直翻跟頭。”

　　他說，再回到歌廳的時候，他已經接近30歲了，面對那些十七八歲的新歌手，人家問他：“和你一起唱歌的那些人呢？”他說：“都在電視上呢！”自己難免有點羞澀，想想應該留下點什么。這些年發生了若干段愛情故事，基本都是如何被甩的故事，他詞曲全包，譜了10首歌，自費請來國內的樂手。北京音像出版社答應給他一盤磁帶5毛錢的提成，當時盜版比例是59:1，假使發行到10萬盤他能拿到5萬塊錢，但10萬盤是個天數，成本已經是10萬元了。一次偶然的機會，京文總經理許鐘民聽到了他的帶子，出了11萬元買下版權，要知道，崔健才賣了12萬元，吳秀波覺得自己牛大發了。

　　在外地做生意吃過一些苦后，吳秀波特別有感觸：“只要你是北京人一定餓不死。其實我非常佩服外地的孩子，我去過山東、廣東、云南，每回都是扛不住回來了，但我回來看，我走的時候的那些外地孩子依然在北京，而且做得比我還好。”

　　30歲的他，已經沒臉再去歌廳混了。“那時候我就覺得所有的年輕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年輕人碰到的不是饑餓，是無望。我從小最想去的地兒是大工廠，或者做醫生，我想做一個對國家對人民對父母有意義的人，但其實我一直都不具備這種能力。我需要表達我自己，表達我自己的感受，我希望我說出來的話，哪怕再小聲也有人聽。”30歲時他發現，不但沒人講話，他連養活自己都做不到。

　　幸好他積攢下了很多朋友，一路上總有貴人相助。“人生命中總會有這樣的朋友，他關鍵時候給了你一句話，讓你能度過那段特別難的時候。”

　　朋友們知道他的窘況。劉蓓當時的丈夫張健請他去做配樂，一次能掙個五六千元，還是不足以謀生。于是張健又建議他去串戲，一共16集，結賬時他分到了8萬元現金。他不是沒見過錢，做生意的時候，一兩百萬的現金從手里過，但那時，他已經很凈見過這么多錢了。張健給了他一集5000元的價格，不是新人而是腕的片酬。

　　“當時如果沒有劉蓓，我離餓死真的只差一步。而且你知道為什么我一定會把自己餓死，因為我有羞恥心，我絕不會去找比我混得好的朋友，而恰恰她是一個比我混得太好的朋友。”劉蓓請他做經紀人，以他的個性，一個合同也談不下來，劉蓓自己倒還談下兩三個，他干的的實際是助理的工作。他說他很喜歡給人拎包當助理，最好跟隨著李安或者達斯汀·霍夫曼，“天天跟你喜歡的藝術氛圍接觸，又不用承擔責任。”但他不希望因為朋友的憐憫而獲得工作。

　　張健放言要為吳秀波拍部戲，一部戲讓他變明星。這就是《立案偵查》，吳秀波演男一號，一位冷靜而不失

情感的刑警，每個案件是個單元，每個單元都請了大腕：陶虹、牛莉、伍宇娟、馮遠征、尤勇、傅彪、劉蓓……演壞蛋捧他。劇組的人不明，以為他是個“富二代”。因為頭一個禮拜，只要喊開機他就哆嗦，導演想炒了他，張健飛過來安慰他：“這戲是咱家的，拍不好，再拍一個。”直到他能不哆嗦把戲拍完，組里人說：“孩子，回家等著出名去吧！“結果電視臺突然對單元劇不感興趣，那戲壓在手里了。

　　吳秀波說他于是對演戲失去了信心，但通過這部戲，他學會了后期制作，在第二部戲《非常道》里他只串了個反一號，卻承包了所有監制的活兒。像當初那個導演要炒他一樣，他也炒了不會演戲的女主角，超支60萬元。在沒有后8集劇本的情況下，他找了兩個打字員倒班，一周沒有睡覺，口述補齊劇本，人送外號“吳瘋子”，拍發火的戲他能把自己的手拍骨折。他為自己演的反派呂天卓寫下一句臺詞：“一個人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你這一輩子沒有任何的成就，一個男人。”

　　“那是我一生中斗志最強的時候，一種證明自己的欲望，一個我真正擁有了表達的權利的自信。”關機前，《非常道》就賣掉了。公司接到無數電話，要找那個演呂天卓的演員，十幾年前，被鐵路文工團辭退的吳秀波，重新回到了演員這個行業。

　　同時他也監制了好幾部戲，他說：“會在我做的戲里面給我自己安排一個角色，我安排的角色真的不是說想當演員或者說掙什么錢，我需要一個殼，把自己想說的說出來。”

　　“從小到大別人都認為我是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我如果再沒有責任感，怎么養活自己的兒子們？”固執讓他失去了很多一夜成名的機會，包括《后宮甄嬛傳》。當鄭曉龍給他打電話時，他不是不激動，但他先簽了另一個約，10月底才能下戲，而這個戲9月底要進組。公司的人勸他毀那張約。

　　“我做這行，是從生意做起來的，我不是個演員，而且我做過好多其他旁門左道的買賣，所以我知道信譽特別重要，誠實也特別重要。尤其做到現在這個地步，我已經衣食無憂了，我對自己說的每一句話、自己簽出去的每一個字負責任的時候，我才真正成為一個男人。”

　　他說：“我認定我是個好演員，但是我知道我不是明星。明星叫做娛樂主體，演員叫做娛樂載體。所謂的娛樂主體就是他不演戲，他結婚離婚，他今天罵個人，一樣能達到娛樂你的效果，而我是一個非常好的娛樂載體，如果電視劇能娛樂你的話，你給我一個角色，我至少讓你看到我這個角色不會后悔。“

　　　　三聯生活周刊2010年第37期

后黎明時期

　　先鋒人物吳秀波：隔斷人情 我想慢下來

　　前言——

　　Q：你活這么擰巴，你不怕瘋了呀？

　　A：我從來就沒清醒過。

　　從小眾情人到大眾偶像，吳秀波是上一個10年娛樂圈最后的傳奇。

　　咖啡店逆著陽光的沙發上，吳秀波不緊不慢地吸了口煙，笑容不深也不淺，標準到與上一場、上一百場訪談無甚區別。對面坐的是涉世未深的黃毛丫頭，似真似假地再度問起那些能背出答案的問題，旁邊的經紀人和助理聳聳肩膀掏出了IPAD——《黎明之前》，這場景一日一日地重復上演。手機會斷斷續續地響起，幾乎是同樣的話題，來串個戲吧！來走個秀吧！來看看劇本吧！來參加我們的頒獎典禮吧！來……

　　2006年，他曾經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是一只正在冬眠的熊。猛然醒來，洞外潔白的雪地上有一座戲臺，“我在臺上，你們在臺下，我是瘋子，你們是傻子”。

　　這一次，他說自己像蝸牛，一只趴在火車上的蝸牛：“火車飛快，所有人用羨慕的眼光看著你，以為是你讓他這么快，其實我背著一個特沉的房子。”

　　“我在人情面前會變得非常柔軟或者軟弱，但是我知道那是我最大的敵人”，吳秀波沉默了半晌：“我想慢下來，的辦法是決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