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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背后重要的推手，就是當年主政衢州的郭學煥。自此，衢州既有孔氏家廟，又有孔氏宗子傳人。20年后，他離開政壇，潛心追訪歷史，撰寫了《孔子后裔在浙江》一書，向世人揭示了衢州為什么會有孔氏家廟，孔子嫡系長孫怎么會在衢州的謎底?！肮?，繼《孔子后裔在浙江》，這次，您怎么又想到寫這么一本冷門書的？”（因為衢州是我的老家，我一直這么稱呼他）面對我的提問，郭學煥反問我：“‘古寺’這兩個字，會讓你想到什么？”“是‘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的詩畫意象吧？”郭學煥說：“其實，‘古寺’，不僅特指佛教歷史意義上的‘古老寺院’，同時也是一種深植于歷史長河中的‘文化意象’，并在廣大民眾中具有普遍影響的‘歷史記憶’與獨特的‘文化符號’‘文化景觀’。

擁有、消費貴重的唐物，是當時身份的象征，贈予、交易唐物，也成為當時重要的行為和文化現象。平安時代，唐風器物和日本的唐風器物并存，《源氏物語》的時代，才進入前者向后者過渡的轉換期，但依然有明確區分，即在的正式儀式場合重視唐風器物的使用，在非正式場合，才使用日本的器物。書中提到的《君臺觀左右帳記》，原是室內裝飾的一本秘籍，后經過評注本的擴充，成為室町時代鑒定唐物的指南，涉及唐物的分類、定級和真偽鑒定，對于到底是經由中國傳去的唐物還是日本仿制的“和制唐物”也做了明確的區分。隨著日本和制唐物技術的進步，情況發生了反轉。螺鈿技術原是通過遣唐使傳到日本的，后來逐漸日本化，到了宋代，反變成受中國歡迎的輸入品。

接下來又從“地廣者粟多”等聯系到泰山、河海的比喻，再轉到“棄黔首以資敵國”的錯誤，歸結到“今逐客以資敵國”的危殆，進一步證明逐客關系到秦國的安危。這樣波瀾起伏，正像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說的“飛文敏以濟辭”，終于打動了秦王。文章辭采華美，排比鋪張，音節流暢，充足，挾戰國縱橫說辭之風，兼具漢代辭賦之麗。末尾作結，指出秦人“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的危害，有極強的理論說服力和藝術感染力。《諫逐客書》中最精彩的是中間一段，語辭泛濫，意雜詼嘲，語奇字重，兔起鶻落，可謂駢體之祖。李斯雖為羈旅之臣，然其抗言陳詞，有一種不可抑制的氣勢，成為后世奏疏的楷模。此文受到歷代文論家的好評：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中稱：“李斯之止逐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