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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基于這種謹慎而警覺的方，才可能再順勢推導出孔子的另一句名言來，即“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句話，雖已被人們諳熟地誦念了兩千多年，卻并未被切實尋繹出它由以發出的邏輯。也許正因乎此，在孔子身后的這兩千多年中，就總還是有人想要談論“怪、力、亂、神”。可盡管如此，我們卻又同時從歷史中看到了，那類的無稽談論終究是毫無所獲的。這也才更加證明了孔子當年的“快刀斬亂麻”，或者說是他當年的“有限理性主義”，是何等的智慧、利落與節省。——不難想象，設若沒有這種智慧、利落與節省，就連他本人也會像那些后人一樣，由于方法上的自負、僭越與獨斷，墜入到那看似誘人的、捕蠅草般的思想陷阱中，無論想象得多么飛騰、超越與陶醉。

燈柱上部處理成三棱形，下部為圓柱形并收腰，于簡單流暢的造型中又顯露出豐富的變化。燈盤為正圓形，盤面平滑，盤壁線直挺，壁外側遍飾一周勾連云紋，盤心凸雕一五瓣團花為燈芯座，既是裝飾又是置捻小臺，富有實用價值。燈盤中心凸盤外壁和燈柱上部飾勾云紋，內壁及燈柱下部飾勾連云紋，底座飾柿蒂紋。燈柱亦是把手，呈束腰狀，上粗下細，中部內束三條線紋，柄上端雕三瓣玉蘭花，仰承燈盤，中束腰。上半部雕三葉紋，下半部飾勾連云紋。底座為覆圓盤形，座中部凸起，座面雕琢五瓣柿蒂紋和勾連云紋，足底凹進，亦通飾勾連云紋。整個玉燈可看作是一朵盛開的花，燈盤為花瓣，五瓣花托是，燈柱上半部葉紋寓意花葉，柄和座為花的莖蒂。此燈完整如新，沒有使用的痕跡。

不求寫形，但求寫神，很象中國畫中的大寫意，非常符合老莊的“既雕既琢，復返于樸”的藝術思想，使石雕產生渾樸自然的效果，強化了整體感和力度感，具有粗獷厚重而又含蓄內在的魅力，賦予頑石以生命和活力。這種獨特的雕刻技巧和雄渾博大的氣魄，使紀念碑的內容和形式達到了高度的統一。這種藝術表現手法對后世影響深遠。這些石雕和豎石分別安放于似祁連山的大冢前和冢上，墳冢、石雕、豎石、墳冢、草木共同組成了一個藝術綜合體。既有天然的背景，又有人工的雕鑿；既有現實生活中的野獸，又有神怪的幻想動物形象；既有人化自然，又有分散作品與大自然環境結為一體，充溢著生命力這種獨特的陵墓文化。在中國雕塑史上具有典范的意義。霍去病墓前的臥馬、臥象、石虎、野豬雕塑16件大型組雕中。